朋友或不是朋友的人送给我的书们(8,廖杰锋)

     年末收到廖杰锋教授赠其研究著作《审美现代性视野下的劳伦斯》，如获至宝。在这之前我基本没有读过国内研究界的劳伦斯研究专著，因为我在十几年前发表了几篇论文后就退出了研究的界面，只致力于劳伦斯作品的翻译，偶尔写点译后感之类的文字而已。廖教授这本2006年出版的著作估计是过去二十几年中国劳伦斯研究从无到有到比较深入的集大成者，亦有所独创，窃以为值得同好认真学习。我对国内的劳伦斯研究不甚了解，但因为要翻译，就要不断读点英美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两相比较，廖教授的这本著作还是很有些独到的见解，特别表现在“审美现代性”这个命题上。至少我还没有读到过西方学者将这个命题导入劳伦斯研究的专著。身为译者，不才视野狭窄，阅历浅薄，不敢乱发议论，但廖著的命题对我来说是新鲜的。

    作为劳伦斯译者，我很是欣赏廖著的叙述语言，别有一番劳伦斯式散文的神韵，学术的严谨下难掩其内敛的激情，跌宕起伏，珠玑四溅，这或许是研究劳伦斯必须的资质，尤其是在审美现代性的语境中必然激情的流溢。我曾经在评论赵少伟的文章中激赏其“把学问写成美文”的才情，现在看来，廖教授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劳伦斯研究的幸运，也是劳伦斯研究本质的自然外化。这样的学术著作显然不是多，而是太鲜见。劳伦斯研究之作品应该是一种悦读文本，这似乎是这个“产业”的责任，当然更是每个研究者内心的热情与劳伦斯的文本相互激发的必然结果。

    此外，西方学者的著作中近些年已经涉及到“劳伦斯与现代主义”这样的话题，但廖著的参考书列表中没有这类著作，看来廖著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区别对待是显而易见的，本书并非注重劳伦斯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尽管文中涉及到劳伦斯作品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及与现代主义内在的关联。

   或许廖教授还没有就“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劳伦斯文学”这一命题进行探讨，以笔者粗陋之见，这应该是个新的方向。笔者无力研究，但感到这种研究十分必要，因此在为笔者被禁止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所写的译序中对此有所指涉。希望我们的学者中能有人尽快写出一部这样的专著。

   我读廖教授的著作最“实用”的收获是，他对中国劳伦斯研究的叙述到目前为止最为全面详尽，推翻了很多学者以前的论断，这包括我刚刚发表在《悦读MOOK》上的一篇文章《劳伦斯作品进入中国：阴差阳错的历程》和尚未发表的《赵少伟：开先河者》。我一直都把劳伦斯进入中国的时间算在1928年，把邵询美看作是介绍劳伦斯进中国的第一人，把孙晋三和章益教授1930年代的文章算作是中国劳伦斯研究的滥觞之作。但廖教授将劳伦斯进入中国的时间提前了6年到1922年，得出胡先驌先生是用中文介绍劳伦斯的第一人。该文还对1920-1930年代末中国的劳伦斯译介和研究做了深入详尽的调研和评述，是目前我所读到的最为全面的资料。为此，我要修正先前拙文中有关这一阶段中国劳伦斯研究的说法，以廖先生的著作为准，同时把“孙晋三和章益教授1930年代的文章应该算是中国劳伦斯研究的滥觞之作”的说法，改为“应该算是1920-1930年代中国劳伦斯研究的扛鼎之作”。

    从廖杰锋教授的著作中我还了解到中国作家和戏剧家赵景深曾在1928-1929年间六次在《小说月报》上撰文介绍劳伦斯的创作并追踪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进展，很受启发。由此我想到赵少伟的本名是赵毅深，是赵景深的堂弟。长赵少伟十岁的胞姐赵慧深曾深受赵景深的影响成为著名的戏曲艺术家，与赵景深过从甚密。估计赵少伟在学生时代成为文艺骨干与家庭中这两位艺术家有必然的关系，在与赵景深的接触中可能曾谈到过劳伦斯，或至少间接地从赵景深那里了解到赵景深的见解。由此笔者推测赵少伟对劳伦斯的好感或许也受了赵景深的影响。而赵少伟的研究中之所以没有提及那个历史阶段，是因为他生于1924年，在战乱年代才进入青年时代，估计对那个年代里的劳伦斯研究没有具体的了解。

读 廖教授的著作，不禁想起10月份我写过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所发的感慨，题目是《我的历史性发现》。我讲到1982年我做劳伦斯的硕士论文时“千辛万苦地寻觅，才在北图的一个分馆（在北新桥）里找到几篇30年代中国人写的文章，有孙晋三和章益两位教授的论文，还有林语堂和郁达夫的杂文及摘译。”为此我发出如下由衷的感慨：

“想到查阅解放前的资料，是因为我读当时出版的郁达夫散文时发现了他对劳伦斯的论述，受此启发，才去北图旧馆顺藤摸瓜，找到了其他几篇文章，从而给我的论文找到了难得的支撑。后来大家写劳伦斯的研究文章，都免不了要引用这些人的观点。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劳伦斯研究也是受益于现代文学研究界当时兴起的对郁达夫的重新发现和肯定。也因此我一直认为，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应该好好读一读中国现代文学大家作品里对外国作家的议论，也注意查阅一下解放前刊物里的外国文学研究论述，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基本是同步的，或许我们现在苦苦摸索出的许多结论早在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早就有过了。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有责任把已经断流的优秀研究成果与当今的研究有机地融合接续，这样才能体现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之连续性和整体性。那半个世纪的空白不能阻断一条人文的血脉，我们有责任疏通它。”

我当年有了那样独到的发现，成就了我的论文。其实是浅尝辄止，故步自封，以后再没有继续挖掘，导致文章失之偏颇和简陋，为此很是惭愧。所以我的那份感慨决不是空话，是要落实到行动上的。可喜的是，廖教授是中文系出身，对中国现代文学肯定了如指掌，以其深湛的交叉学术造诣，得出权威的结论，对劳伦斯进入中国的研究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廖教授的发现才真正是“历史性的发现”，我的文章题目显然是弄巧成拙，见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