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壮心不已

“我越来越没人缘儿了……”巫宁坤教授和我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作为北京地区高校外国语言文学类高级职称评定小组的五个成员之一，巫教授可谓是教授中的教授。这些高校也经常请他去为博士生答辩会担任主席或副主席。可这位先生却事事认真，常常不顾邀请人的面子（多为老朋友和老专家），对人家的学生细细考问，还常在最后令人心跳地投一张反对票，弄得人家脸上却无甚光彩。渐渐的，巫先生门前冷清了，人家不敢再请，因为请他壮门面不成，还有拆台的危险。而有的大学者（巫宁坤指名道姓，但我不便公开）参加答辩却不提问题，声称：“对这专题，我不懂，是来学习的。”只管投赞成票。巫先生不明白：不懂你来干什么？不懂凭什么赞成？被人们普遍认为是高度纯洁的象牙塔的外国文学界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学术界的风气如何了。

“这样好，”巫先生说。“请我去我就要说真话。”

当年留学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巫宁坤同学为了响应新中国的召唤，放弃了就要到手的博士学位，毅然回到解放后的北京到燕京大学任教。可好景不长，他回回被运动，流放兴凯湖、关监狱、下徽州，九死一生。终于等到文革结束，他又回到了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苦难中长大的儿女都出国留洋定居了，自己和老伴儿（救他一命的非凡女性）却选择“不走”，人到古稀，教书、写作、翻译，发挥着“余热”。可他愈来愈对眼下的学术界不解，因此总要见机就放一炮，直愣愣地见什么不顺眼就批评。

巫博士是“芝加哥学派”的死党，坚决要“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他一方面批评人们把亚里士多德曲解、教条化，另一方面对“新批评”以来的诸多新派理论如“拆散主义”（即解构主义）在中国的应用性表示怀疑。

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主义强调的是情节而非语言。“情节是悲剧的灵魂”。芝加哥学派进而发展之，认为语言最重要也最不重要，它与解构主义的共同点是强调作品在“差异”上的价值；不同之处是它坚持作品的情节之重要性。巫先生批评说，新派理论研究莎士比亚，只见语言忘了悲剧，如“新批评”的“细读”，只见字词不见人。为此，巫说，芝加哥学派坚持的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对眼下的中国学术界“有用”。解构主义咱们玩不转的，“我们是外国人，先别忙着论，先仔细读书、弄弄清楚再说。比如《待待戈多》一戏，就被解释得很庸俗。”言外之意，国人对《等待戈多》的那种理解本身就是一出荒诞戏，这不成了行动派艺术了？是很让人困解——巫指的是现在做学问的阵势。“他们介绍（新派理论），但自己不懂，更不会用，自己信奉这理论那理论，写出研究论文来竟说不出用的是哪一派理论，不知所云。总之，不会读书，reading as an art（读书的艺术）对他们来说成问题。他们什么都能论一气，就是不论作品，因为他们看不懂。”基础太差，谈何出大家？却人人做一派雍容大气状，倒似闹剧。

巫是一位难得的大智大悟者，听他侃东侃西，时间过得飞快。问及他个人的身世，他淡然一笑道：“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太怎么样，我常正题反论。如有人总抱怨：‘我怎么这样倒霉’，我会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倒霉’？”他的同学里名人多了，其中一个就是杨振宁，自然是誉满天下了。“若要非跟人家比，干脆别活了。”巫似乎是说，作为一个人，你无法抗拒命运，但你却可以艺术地把握自己的生命经验，作为文人更如此，苦难却会成为财富。巫的英文传记《从半步桥（北京—监狱狱址）到剑桥》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震动。我读了，总觉得那语言淡得无法再淡，象是茶余饭后笑谈隔世的某个别人。那么多的生生死死，他却没事人儿似地让它过去了。正是这种雅量、这种超俗、这种机智和幽默征服了读者。有英人说这是剑桥对他的修炼。说得轻巧！剑桥无这本事。巫是道地的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Made in China”（中国产品）。

巫宁坤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英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亦是翻译大家，最著名的翻译作品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采访他十几年后的2004和2005年，我终于又在北京见到偶尔回国的巫宁坤先生。他晚年的回忆录《一滴泪》感动了多少人，也得罪了很多人，更让他失去了很多。这些年他在美国做“寓公”，年近九旬，思念祖国，想叶落归根，但回来又没有落脚之地，这实在是让他“心苦”。但他精神很好，步态轻盈，谈锋依旧犀利，经常在美国各个大学和图书馆开设公开讲座，用英文发表文学作品，对晚年的文学生涯，他戏称之为“一室一厅藏拙处，三更三点忆旧时”，“夜长人不寐，信笔涂鸦”。

和巫宁坤同期的那些外国文学界的大学者们大多离去了，他在写着一篇又一篇的回忆文章，回忆着赵萝蕤、查良铮、周珏良，“忍看朋辈成新鬼”，说不尽的感伤，道不尽的乡愁。尽管他是那么乐观，那么坚持自己的信念，身体那么硬朗，但他还是在给我的一篇文章的复印件上用刚劲的字体抄录了陈寅恪赠吴宓的诗:“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

我期待着巫宁坤哪一天又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北京，期待着他能回到应该属于他的房子中。

（本文首发于1990年10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署名毕冰宾，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