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莎·拉伊森：守护弱智

那是一个无比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是一个辉煌的场面。1986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儿童图书理事会第十二届大会上，国际安徒生文学奖评委会把这一年的安徒生奖授与澳大利亚女作家帕特里莎·拉伊森。大会主席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请她上台领奖。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一千多名各国代表翘首企盼，争相一睹这位幸运作家的风姿。

她上台来了，只见她步履稳健，款款地走到台中央。原来她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了。身着花色朴素的衣裙，颈上佩带着项链，端庄、潇洒、温文尔雅地向人们微笑致意，眉目间当年美女的影子依稀可辨。随后她声音低沉地发表受奖演说。全场听众无不为她优雅的风度和意蕴深长的演说辞而倾倒，报之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会下人们把她团团围住，要求她签名，要求她谈感想，向她祝福，记者的闪光灯亮个不停……她得到了儿童文学的世界最高荣誉，她达到了自己写作生涯中荣誉的顶峰。

我有幸随中国代表团在场，目睹了这一切，并有机会向她表示一个中国青年的美好祝愿。我表示回国后我一定要把她的作品译成中文，让广大的中国大朋友和小朋友了解她。她十分高兴，希望早日看到她的作品变成中国的方块字。那个时候中国尚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翻译别人的著作并不向对方支付任何稿酬，我为此向她抱歉。但她很爽快，说她可以无偿地让中国出版她的作品，但又幽默地说：“可我管不了我的代理人，如果代理人找你闹事你可别说是我同意的啊。”

不久我把她的小说《我是跑马场的老板》译成了中文出版，这是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首次在中国出版。作为译者我相信，远在南半球那个巨大岛国的拉伊森女士得到这本书时一定会高兴的。

拉伊森女士经常对人说，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作家她是幸运的。不少别的国家，如欧洲的儿童文学早已有了较长的历史，在那里创新成了很困难的事。可澳大利亚是一个新生的国家，一共才二百年历史，儿童文学的发展则是过去三十年来的事。而拉伊森女士的创作正是这三十年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从兴起至高峰的真实写照，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标志着她的国家新生儿童文学的新阶段。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她是幸运的人。她是一个垦荒者，一个开拓者。当然，能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必须为此付出无比艰辛的劳动。

她出生于新南威尔士州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家庭，排行第三。她大学毕业后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后来离了婚，从此开始了写作生涯。一九五五年她发表长篇处女作《扭曲的蛇》，此后三十年间她共发表了十二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获国内和国际奖。她早已成为驰名国际文坛的优秀作家。

人（儿童和成年人）与其环境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拉伊森创作的永恒主题。她以敏感的内心体验、对人的关注和同情心进行写作，写实与想象，神秘的象征与民间传统神话交织，成了她作品的一大特色，使她的创作既富有强烈的民族色调又能够为国际文坛确认。

《我是跑马场的老板》（1968）是一部偏重写实的作品，是澳大利亚著名文学评论家莫利斯·萨克斯比推荐我翻译，他认为这本著作可能更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主要因为其主题更有跨国的意义。其本土特色尽管很浓，但仍是其他对澳大利亚了解甚微的人可以理解与接受的。萨克斯比先生1987年曾访问中国大陆。他曾评论说《我是跑马场的老板》是红极一时的“英语文学杰作，是当代现实主义的一大胜利”。

这是一部动人的小说，短短六万余字，文笔相当洗炼，娓娓道来，很不平凡地讲了一个很平凡的故事：一个名叫安迪的弱智男孩儿，给了一个叫花子三块钱，自以为从那人手里买下了城里漂亮的大跑马场，时时以老板自居。他的伙伴们一定要让他明白他辛辛苦苦弄来的钱是让那个拣废瓶子的叫化子给骗了，跑马场其实还是别人的。可安迪却“执迷不悟”。伙伴们为此着急上火，可周围的大人们却出于好心千方百计使安迪确信自个儿“三块钱买下了”跑马场，一口一个“老板”地称呼他，于是安迪更是俨然一个大老板指挥左右。围绕着这个“谜”，女作家编了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对弱智儿童的心态刻画惟妙惟肖：

“安迪生活在一扇关闭的窗户后面。他热情地笑着、大声地说着话，可他似乎是与人们隔着一层玻璃……有时他会大笑或发怒，似乎是在敲打那身窗户。一旦他发现面前有这么一扇窗户，他的脸都会变形。但他仍然是安迪，总是那么热情、招人喜欢，总是见人就高兴，所以别人还跟他是朋友。”

对于孩子们的生活和语言拉伊森女士进行了十分准确的创造性描摹，读来亲切、真实，令大读者们怀念起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令小读者们产生惊奇的发现：呀，原来外国小孩儿的游戏跟咱们中国孩子的游戏没什么两样！他们也爱吹牛、侃大山、打赌；他们也斗嘴、翻脸、和好。当然这里有更多的不同于咱们中国的东西，读者们自然会一一发现。别的不说，就说澳大利亚人对赛马的那股子着迷劲儿就够咱们新鲜的。拉伊森女士对赛马场上那万众欢腾的描述真是一绝。

在故事的结尾，安迪终于解脱了。人们给了他十块钱，又把跑马场“买”了回去，而且让安迪“赚”了七块钱呢！安迪一辈子也弄不明白，这些好心的人为了不让他发现真相而伤心，费了多大的脑筋！多么好的小伙伴，多么好的人们啊！拉伊森女士把生活纳入一条极端的轨道，以极端的体验道出人之善良的本性，其笔力实在见功夫。

这部小说已经改编成电影在澳大利亚上映了，深受观众欢迎。但愿有一天我们中国的小观众也能看到这部优秀影片。

翻译这部小说对我的心灵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出版于1968年，那应该是我最美好的童年时代。可我却没有真正的童年。1968年，我8岁，可整个中国正处于一场巨大的内乱中，我的故乡保定是全国“武斗”最激烈的几个城市之一。当安迪们在山坡上的小镇街道上滑着旱冰时，我正趴在床下躲着两派战斗时的流弹枪子儿；当孩子们欢呼着看赛马比赛时，我正和小伙伴们看各种追悼会上武斗中牺牲的那些“革命战友”的遗体。我后来把自己童年中的这一段生活写成了短篇小说《疯狂的记忆》，简直可以与帕特的小说形成最鲜明的对比。1968年，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年。可就在那一年，澳洲和西方的孩子们在欣赏着帕特的这部温暖人心的小说，而我终于在二十多年后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出版。翻译的过程，也是我回忆童年的过程。我真想写信把这段心路历程告诉帕特，但我没有。如果写了，她能懂吗？她肯定会怀疑，一个当年躲流弹的中国小城里的穷孩子，能明白她的理念、能把她的小说翻译得到位吗？我们隔着的不仅是浩瀚的太平洋，还隔着时间的海洋。

不告诉她也罢。我与她合影，照片上是雍容大气的帕特和西装革履的我，凭着我的西装和我的英文，她肯定相信我能翻译好她的作品。而如果告诉了她我的“疯狂的记忆”，只能让她做噩梦，那对一个善良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残忍的事。

（本文是《我是跑马场的老板》译者序，中国少儿社199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