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不是宿命论者，他极能驾驭自己的命运。可他的文学创作却显得逊色而名不副其实。他说“我们不要老听任历史的摆布”，可他又承认“总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隐藏在所有一切问题里”（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他能有多少作品是按他的创作主旨流泻而出的呢？他说他的“写作动机，主要是想‘恰当表达’出我真正感受到的和我真正意识到的（《严文井散文集》）。”可他不完全能这样。这个情况味是耐人咀嚼的。他的牺牲是不小的。这牺牲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有好几段时间，我既没有‘散文’，也没有别的形式的文，所留下的只有空白。”这里有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悲剧，也并不排除他自身的悲剧吧？他不应该只有“稀稀拉拉这么几块石头”（《严文井散文选》）。当然这几块石头是很有光彩的。但毕竟太少了。又有谁能知道，如果他一味地写《山寺暮》那样冷峻、阴霾般的文章他会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怎样的地位？现在这样未必就不好。他在八十年代以空前的热情作着伯乐，扶持了很多文学新人。或许“没有流出的泪水”终于化作了伯乐的欣喜之泪？不少青年作家是应当感谢他的。这样说来他的没有顶天立地之作也不算太遗憾的事。

他的数量不算太多的儿童文学作品或许在几十年前是高产了。我们都不能重复获得失去的年华，不能不“老听任历史的摆布”。或许他倒能自慰。或许年轻一代不该用今天的眼光看过去。俗话说“谁都不容易”，难道严老容易吗？我把文章寄给了他，后来有一次见面他哈哈笑着说：“你居然写文章讽刺我。”他把讽字念成“风”的音。

这之后几年，我陪IBBY的主席和中国同行交流、开会，又见过严老几次，每次见面，似乎总是在一些个美丽宜人的场景和环境中如什么中国大饭店、国际饭店、社科院会议厅，严老总是西装革履，俨然一派总理之流的堂皇。而每次大小会上的发言不是令全场几百人捧腹就是让人神情严肃地把手掌拍红（似乎严肃时不该拍红手掌，可这老头儿有这本事让你如此鼓掌）。

我开始怀疑这个对《聊斋》走火入魔的老人有点仙人一体了。他哪儿来如此魔力？ 那年6月份在北京国际儿童图书展览会期间召开的国际儿童文学研讨会上他又一次几句话轰动全场，也让我找到了答案。

那天讲到严老的“专业”——童话，严老大声疾呼（冲着在场的作家批评家们）：“如果你们想教育我，就请你们改变一下方式吧，别再说教了！”随之谈起他儿时没考上大学被父亲训了一顿便一跺脚离家远行闯世界，风风光光地写得出人头地。他说他就是不能忍受说教，倒喜欢《聊斋》这样牛鬼蛇神比人更可爱的文学。这么些年了，他一直在梦着一个美丽的狐女，尽管狐女一直不曾下凡来找他。宴会席间，大家还议论着严文井梦见狐女的叙述，在座的一位东南亚美妇人，一脸的灿烂请教他狐女的故事，严老显然是动了恻隐，眼睛一直不离那贵妇，不停地讲着狐女的故事，我替他翻译着，看他那表情，真恨不得他能直接用英语跟那美妇交谈，省得我在中间当灯泡。大家看着幸福的严老，都替他幸福也替他着急和惋惜,都为此会心地笑着，甚至说严老是不是现在就找到那狐女了啊？严老就意味深长地笑眯眯点头。大家都笑着直做鬼脸。严老是个性情中人呐,有真性情者自风流.

似乎这样的Day—dream（白日梦）就是严老创作生命的源泉或动力？我不敢这样说，这说法有悖于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而严老是个老革命。白日梦的说法是弗洛依德的观点，哪敢往咱们的延安牌儿作家身上乱扯？

不敢乱扯，还有一个切肤原因：那次作协开个啥外国儿童文学研讨会，我努力鼓吹一通“人家”外国的儿童文学理论家在折腾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痛斥我们一些人对此类有道理的东西拒不宽容。此类言论让严老漠然以对,说“刚才那位同志说的怕不合国情……”下来后严老说“那个发言的是你吗？我认不出了，你胖了。你什么时候会这个了?”令我无比难堪。所以无论他怎样大气磅礴、幽默典雅，给我的印象都是只能仰视、只能敬畏，就是难以有亲近感。

但有一次在他小庄北里的家里，他突然拿了一本著名台湾女作家张秀亚的散文集给我看，扉页上有她的赠书题字。然后十分神秘地笑问：“看出什么没有？”我不敢乱猜，他才微笑着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北平期间曾有过一段恋爱，是那位女士主动追求他的，但好像是因为信仰不同分手的。别的没细说，只说：都到了这把年纪还说它干什么，免得让人觉得我在炫耀自己。不过他说他年轻时确实是很有魅力的。在这一点上严老和我认识的许多老人一样，喜欢谈自己年轻时的魅力。萧乾先生有一次在我采访时面对英国情人的老照片露出的也是这样的表情：甜蜜、微醉、叹息，最终是“俱往矣”。可能因为我同严老还不算太熟，他只是点到为止。真遗憾，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严老，否则听听他的罗曼史该多好！不知他可曾对哪些晚辈详细讲过？如果没讲，岂不可惜？

然后我们的话题就转向了爱情这个字眼，严老笑谈家里的猫在发情期因为急于同楼下的一只魅力猫相会，居然忘了目测高度，奋力跳了下去。他说动物发情时也要挑选对象，也不是乱来。那个挑，就大概是爱情了。至于人，爱情应该是先有欲，有时是没有欲但有情，就不能叫爱情，单哪一个都算不得爱情，爱情应该是欲和情同时生发才叫爱情。这话很让弱冠之年的我困惑：依此推算，人真有爱情的时刻还真是不多，那个境界还真难企及，甚至让人却步，如果是给少年讲这话，估计会让很多人不敢谈恋爱了呢。因为没有读太多严老的作品，不知道他的爱情观是怎样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估计他的童话没有做到“恰当表达出我真正感受到的和我真正意识到的”。估计他带走了许多谜吧。后来我读他在延安时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还有序什么的，更让我猜不透这个大作家的心思。如果他不写自传，他的一切都永远会是个谜。

我特别乐读《一个人的烦恼》中一个人物对中国人有无个人主义及其优点的狂论：“要健全一个社会，首先要健全个人……极端的个人主义就是求进步，使自己求上进的意思。假若每个人都这样想，不糊里糊涂过日子，不依赖，不苟且，实事求是，不盲从，今日这个世界还得了！”

从上下文看，这个“个人主义”似乎应该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与这些年批判的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有很大的区别。但个人主义绝不是个坏词儿。当人们终于发现迄今为止的人类进程并未超越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人们也终于发现了对个人主义超阶级的大挞是多么荒唐可笑——毕竟理想是遥远的，而现实是残酷的。三十年代严老笔下的人把个人主义说成这个样子真叫贴切。而严老自称以向“过去诀别的‘个人宣言书’”的姿态写下的这书，叙述语言却是“冷冰冰”，看不出对这种个人主义的褒贬，倒让今人读出点“艺术规律”。

所以，对一个遵从艺术规律的人，你无法界定他，尤其无法把他列入某种或某某种参照系。他就是他，是个性强烈的艺术家。在这个观念纷纭仓促的时代里，他可以批判A但这并非意味着他赞成与A相反的东西。那种非此即彼的人格终于被个性所代替，这是真正的艺术人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并非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并非反对。因为“敌人”代表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严老说的那样“我们都是一个根上生出来的，每一片绿叶都分享着共同的阳光和共同的树液。”一棵树上绝无两片形状相同的树叶，别的似无区别，如此而已。因此最重要的是在“分享共同的阳光和共同的树液”之时与别的同类不同。

曾想过好好拜读严老的作品，然后好好听听他的故事，然后写点什么。但由于各种俗务缠身，加之总觉得严老骨子里过于冷峻，不敢向他提这个要求，就作罢了。我的一篇写严老的文章标题是《梦断仙狐人未老》，我心目中他总是那么年轻，不会老态龙钟，可他还是老了，去了。看到报纸上登的他怀抱爱猫的照片，我才相信他走之前已经变得很老了，一脸的憔悴和柔弱。

现在记下的只是有限的接触中的吉光片羽，可能在于严老都是不经意的流露，但之于当年一个文学青年的我，是那么宝贵的教诲和深刻的印象，当初听他讲很多话，甚至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希望这点回忆对大家认识严老能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