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与感激

——回忆冯亦代先生

文化老人冯亦代以九秩高龄辞世，京城当日白雪纷纷。告别仪式举行的那个早上，天空又飘洒起绵薄的春雪。那两场雪似乎是为先生而落。去北大医院告别，一路上清风细雪，雪糁落地即化，滋润干涸的地面，让我想到冯先生白雪清正的品质和落雪护苗的情怀。

告别大厅外人流涌动着，是来自各界的朋友，大多互不相识，但都是来最后看一眼冯先生的。冯先生，他戴着扁平的帽子，神态安详，宛如生前一样平和，只是闭着眼睛睡着。我把一捧黄菊和百合轻轻放在老人脚边，感觉如同当年与先生促膝交谈。

有冯家的亲属见状，诧异地问我和冯先生什么关系。我说，我是采访过他的一个记者。我只能那样回答。因为冯先生对我的提携，大家都认为我们关系很密切，事实上确实如此，但又没有密切到给他家人留下印象的程度。

二十年前的1985年我毕业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刚好赶上冯先生和夫人郑安娜（笔名郑芝岱）在该社出版了两本小说译文集。老编辑让我学着给译者开稿酬单，我就一笔一划地学着做，不敢马虎。还没学怎么编稿子，就先学了做稿费单，而且第一笔稿费就是开给文化名人冯亦代。谁知道财务部门抄写他们名字时居然全抄错，写成了冯芝岱和郑亦代，稿费单到了手里却无法取出。冯先生打电话给出版社领导，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但领导马上涨红了着脸来找我，狠狠批评我刚工作就这么马虎无知，连冯亦代这样的名人都弄不清，“把老头儿气坏了。”我马上明白是财务科的错误，什么也没说就到财务科去找出我填的单子，请他们重开一份稿费单。事后我也没向领导申辩，因为我觉得那领导不调查就当很多人的面批评我的做法很欠水准，我再去申辩反倒让人家没面子。但从此我心中的不快却难以排遣，认为是冯亦代是个刁老头。

后来给他送样书的活儿也交给了我，我很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顶着寒风骑车去了他在“三不老胡同”的家。那座红砖楼很普通，楼道里的灯不亮，黑咕隆咚的。我敲开他家门，把书放在门里，说明一共多少本后就要走。但那对老夫妇说我骑车送书辛苦，一定留我坐下喝水说说话。盛情难却，我也只能硬着头皮进去。那间简陋但堆满了书的房子立即像磁铁吸引住了我，那样的书房是我梦中都想的，当时我还在住办公室。

冯先生居然很慈祥！不知怎么就喝着热水同他谈起话来，戴着套袖的郑妈妈则置若罔闻地自顾小声念外文报纸，不时会起身进厨房照料一下水壶和锅。和郑妈妈聊几句，冯伯伯则自顾低头找资料写什么。

只有那次我代表出版社出国参加一个会要用英文发言，稿子需要他们审定，他们才一起同我说话，讲要修改的要点。冯先生一再说：“你郑妈妈英文比我好多了，但她没精力改稿子。”然后给我推荐了新华社的专家。我第一次出国讲中国的青年文学，讲演稿就是这么定的。麻烦了他们很久，出版社也没表示要有酬劳，只是逢年过节差我去送个挂历和新出的书而已。那个年代，就是这么单纯。

后来才知道，我见证了冯先生的创作过程和创作环境，那几年正是他晚年发力最猛的时候。冯先生说，他们是开夫妻店，他出文章题目，郑先生找资料，再由冯先生写出，发出去。于是有了《文艺报》和《读书》杂志上一篇篇的“西窗漫笔”，有了冯先生的《书人书事》等关于书的杂文集。一对食书人。当然文章只署冯先生一人的名字。熬过文革劫难，病魔缠身，本应安度晚年的古稀之年却迸发出难以想象的创作力，老骥伏枥、落笔灿烂，成为一道别致的文学风景线。冯先生是集七十年的人间沧桑阅历和文字洗练而迸发出文学井喷的，他的文字形散神聚、外飘内敛、味香淡而口感却醇厚，回味无穷，令年富力强或骄矜婉约或才华横溢的专业作家们难以望其项背。

我有幸见证了那个过程：昏暗的房间，光线朦胧中一对老夫妻像蜜蜂一样在书报杂志堆里辛勤劳作，两人都习惯性地口中念念有词，像钢琴家演奏时嘴里不自觉地呢喃着什么。他和夫人面对面隔桌而端坐，或忙着在一堆书中找什么东西或埋头于书堆中的稿纸上写个不停。冯先生从书堆中只露出个灰白的头顶，郑先生时时抬起架着花镜的干瘦的脸。冯先生能伏案几小时不动，郑妈妈则屋里屋外地迈着小碎步忙碌。当初要是有摄相机拍下这情景该多好！

以后我看到过冯亦代和郑安娜年轻时代的合影，两个人如同电影明星一般，冯先生倜傥多情，郑安娜更是风采照人。生命怎么这么残酷，几十年的日子，把两个人折磨成现在这样，一丝当年的影子都难觅！

80年代末我开始写名家印象和访谈不久就提出找冯先生聊天，他欣然应允，我便有了第一次正式与他对谈的机会，冯先生把自己的在楼东北角的房子命名为“听风楼”，说我采访他就是和他一起听风声。

说起他们的夫妻店，冯先生深情地说：

“你郑妈妈其实比我累些，她身体比我好，查资料东翻西翻，只能劳她干了。”

“其实郑妈妈英文比我好。”

我无法相信，冯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散文和书评是在他1982年患脑血栓康复后写成的。

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不停地写（包括不停地译，不停地审稿改稿），凭着他超人的意志，当然也凭着郑先生的支持。

我很不明智地问他，你译了那么些小说，为什么自己不写小说呢？

他摇摇头，说他自以为是mediocre（不成大才者），又说他仍悟不透什么，干脆不写。唯有童年的那个杭州大家族生活教他无法释念，唯有儿时所失去的母亲教他一辈子牵肠挂肚，没得到母爱，是他老来无泪的感伤。可惜，他说，年轻时去做了点不大不小的官，想写没写出，现在，“写不动了！”

我又不知趣地要他肯定“你遗憾吗？”现在想来我当初真是拿自己当记者了，怎么问得那么无情，这问题应该说很残酷。

但他说不遗憾。

或许写不满意倒不如不写，因为他的情结太重。倒不如让那段生命依旧混沌。原生态或许最美。

但我仍像个记者似的地说，你写出来吧还是，就用现在这种“禅心已作粘泥絮”般的笔法道出。

他说他并不那么淡。他给他这间三面临空的角楼书房题名为“听风楼”，就是明证。

这之后不久，就听说郑妈妈去世了，她太辛苦，太瘦了。冯先生从此搬离了那处和老伴相濡以沫多年的听风楼，住到了一座高楼里去，从“听风楼”到了“七重天”。那座旧楼让他睹物思人，他不能再住下去了。

那个阴冷的雨天我去冯亦代先生家看他。一进屋冯先生就喜气洋洋地说：“你猜我要告诉你个什么消息？”其实我去之前先已从朋友处得知这喜讯，本要先祝贺的，却让冯先生的热情激动给堵住，只好佯装不知。但见冯先生从书桌前站起，大手做一潇洒挥动状，说：“我要结婚了！”

我真为他高兴，因为他是由衷地感到幸福的，否则他绝不会在我这个黄口小儿面前如此率真地“失态”。我知道那一刻我在他眼中不是个小辈学生，而是一个他要与之分享幸福喜悦的朋友。那正是他急切盼望黄宗英从上海飞来北京举行婚礼的日子，还有半个月黄先生才能来，那种作新郎倌的心情使他返老还童。他把黄宗英的一帧小照摆在他一日十几小时厮守的书桌旁，随时抬头就能看见，谈话时情不自禁抬眼看看那照片，叨念着黄宗英航班的日期，一再说还有半个月，还有半个月。其实他和黄宗英、赵丹是几十年前在上海的老朋友了，一直与黄宗英以二哥和小妹相称，兄妹情谊甚笃。老了老了要做老伴，身份的转变，竟教人生出些陌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那个下午，冯先生谈锋颇健，谈黄宗英的一些趣闻。真像一个情深意笃的丈夫在谈自己的爱妻。特别谈到黄宗英拍纪录片进大沙漠中差点出不来的险情，冯先生那种揪心的表情，似乎黄宗英还在沙漠中困着似的。那天说得高兴，冯先生竟喝起咖啡来。在这样热情奔放的老先生面前，谁能不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呢？冯先生是亲自拿了咖啡瓶子过来沏了两杯，我要拿开水瓶到水，他说他没问题。我注意到，那个咖啡瓶子里装的速溶咖啡粉已经在夏天进了潮气结成了坨，冯先生用小勺戳打一番，往两个杯子里各倒了几块，然后冲上水，用小勺子不停地搅拌，直至咖啡化开，然后和我碰杯。他的生活简单而简朴，由此可见一斑。

再带几个广州来的记者去看冯先生时，黄宗英的笑语已先自从屋中飘荡出来。他们的新房中似没有什么布局上的变化，只是有了黄先生忙里忙外张罗，显得生气勃勃。看着这老两口你一句我一句逗乐儿，那种祥和温暖的氛围真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此时的冯先生倒像个憨小伙子坐在一旁，看着黄宗英微笑。

这老两口谁也不忌讳谈起安娜和赵丹。那天刚好是个忌日，黄宗英指指墙上安娜夫人的照片和赵丹的塑像，告诉我们说“我们上午刚刚祭过他们。”

接着说起和冯老结婚的事，“头一个月我们俩是非法夫妻！”黄宗英开怀大笑着告诉我们这个笑话，逗得满屋人大笑不止。才知道现如今结个婚也挺累人的。因为黄宗英户口在上海，又要到北京来办结婚证，手续挺繁杂，忙东忙西中忘了在上海盖个什么章，等黄宗英下了飞机跟冯亦代去登记才知道手续不全人家不给办。全问清了才知需要回上海一趟办理。“管它呢，托给别人办去，我们先结了婚再说。”黄宗英大笑说她愿意做良民，可不知作良民那么麻烦，就非法一次吧。冯先生在一旁很合作地笑着表示：无可奈何，非法就非法吧。

我问“你们怎么称呼啊？大令还是娘子官人？”冯先生说“叫了一辈子小妹了，接着叫小妹。她还叫我二哥。”黄宗英反驳说：“哪里，我老老实实叫他二哥，人家时不时管我叫安娜！反正我知道那是叫我就行。”说得冯先生不好意思：“得有个过程才行。”

半生的朋友结为秦晋，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黄宗英快人快语，大家风范，冯亦代稳健老成，但终于受了黄宗英的感染，时时忍俊不禁。看得出，他们都各自从各自丧失亲人的不幸中走了出来，扶携着，相伴着，走上了新的生活之路。冯先生对安娜的怀念和黄先生对赵丹的怀念，只能更加深老两口之间的感情。

最初到冯先生家，总是看他和安娜夫人对面坐在大桌子旁，读书译书，安娜时时起来去照看厨房、为冯先生倒水拿书。如今我看到的是冯先生面壁而坐在桌前写字，黄先生坐在床边的小活动桌前写字，那情景虽陌生但似曾相识。

黄宗英说家里来个人正好休息放松一下，否则冯先生一天要坐在桌前写十来个小时。“他这人，不写就难受，写完一篇东西就很幸福。”而黄先生自己不也是写作狂？她在忙写赵丹传，写散文杂文书评，每周二晚去北师大读夜校英语班，为的是能帮冯先生译书译材料，也是为了与冯先生有更多交流的语言。“冯先生太忙，一些基础的英语，我能自学就自学，不耽误他时间。”黄先生仍像年轻人一样自信好胜，以她的天分，区区英文算什么？

“就是记性不好，好几次走丢了，找不到家门儿了。”黄宗英啼笑皆非地说。好几次其实就在家附近转悠，硬是不辩东西，而冯先生坐在家中望眼欲穿，而人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那情形说起来又足以让人笑一阵子。

那天两部相机同时启动，从不同角度拍摄他们，一时间屋里闪光灯频亮，相机咔咔作响。冯先生很不习惯地躲闪，而黄宗英则十分自然，对着镜头微笑，拉着他一起合影。

黄宗英的到来，带来的是更多的活力和笑声，冯先生确是比以前年轻多了。有一次打电话，他告诉我他居然让黄宗英领着游了一遍海南岛！好像黄宗英又要上青藏高原拍电视，听得出，冯先生为自己的媳妇骄傲又担心。而这个冯家媳妇却是一如既往地不服老，一既往地东闯西闯。冯亦代的心情真可以用一句通俗歌儿的标题来描摹——“让我欢喜让我忧”。

但冯先生毕竟年事已高，加上多年病魔缠身，以后还是经常病倒。一个夏天我去办事，病愈的冯先生在有空调的房间里休息，我们的大明星黄宗英则素面朝天、白发散乱着在外屋的饭桌旁读书。这情景依旧是那么平常而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