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几年中客串记者写下了一些人物印象和访谈，现在这些篇什中涉及到“名家”的部分有望结集出版。有些印象是90年代的，需要刷新，因此要重新整理和梳理。我会逐步把整理的文字贴上来，供大家先睹哈。当然也欢迎大家留言指正，对成书有益，先在此有礼了。

因为是"向后看"的行为，就第一个把沈昌文向后看的这篇贴出来。

沈昌文“开眼”“向后看”

黑马

平时不怎么看报，偶然看内人拿回家来做研究用的《经济观察报》，居然发现那个文化版上采访的两个人互不相干，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居然都是我的熟人。

一个是曾与我等在一个办公室里混过些日子的电视小生，几年不在一个楼里了，赫然已经成了电视红人，最近又以一篇把星巴客请出故宫的博客文章风靡了媒体。久不见，小伙子一身雅皮士名牌，风采照人得不行。但因为太熟，就不会产生明星崇拜，也稔孰其话语方式，便当旧闻匆匆翻过。掩卷而弃时眼角瞥到沈昌文的名字，又一个老雅皮士，久违了。

结识老沈大概是在八十年带与九十年代之交期间。那时老沈主编《读书》杂志，因办公大楼装修而暂时在东四七条、八条或九条的一座旧楼里周转。而我正在十二条的青年出版社干编辑，离《读书》仅三四个路口。

1988年当责编编发了英国经典幽默作家杰罗姆的小说《三人行》，译者是著名翻译家和理论家劳陇先生，其文笔在翻译家中难觅可以望其项背者，可惜老先生当了多年右派，后又发配保定，复出后已是近古稀之年，没机会翻译大作品，是翻译界的巨大损失。但这一本小书足见先生之高山流水的风范。这样的名著名译却生不逢时，赶上1988年经济大潮风起云涌，图书印数狂跌，出版社已经开始第一波惶惶然。为使先生大作顺利面世，学生说服他用了《三怪客泛舟记》作书名，才有了12000册的印数开机出版。为推销这本书，也出自对这书的热爱和对老师的景仰，我写了篇书评，登自行车去不远处的《读书》杂志社，进去问：“谁管外国文学书评？”一打杂模样的中年女人头也不抬，说放下吧，我给你转给赵丽雅。我就回了出版社。过几天打电话去找赵丽雅，那边一清脆女声回答她就是，问拙文可雕也？答，能用，等着吧。就这样我在《读书》上发表了第一篇书评，后来去取杂志才认识了赵丽雅（赵丽雅后来成了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杨之水，可见那时正是她卧薪尝胆之时），顺便就认识了沈主编，老沈顺口表扬我一句“写得挺好”之类，但私下以为主编对所有年轻作者都是这么鼓励的，不能以为自己写得真好，但够发表水准，至少可雕，可以继续努力。

当初跟沈大主编也说不上是过从多密，更不会套词打扰。但后来接到老沈电话说他那里有台湾某出版社给我的一百多美元稿费，让我去取。人家老沈那么大牌，还帮我转小钱呢，真是平易近人啊，便很喜欢他了。喜欢一个人有时居然很是形而下，这就是小人之心呢。后来拙作《混在北京》出来，基本上是被认为不正经的下九流书，很不招人待见，但居然招老沈待见一回，在读书杂志的某一页上登了一条书讯，让我感动得很，因为那么大的北京，除冯亦代先生（《读书》的前主编）一个人写了书评外，只有老沈待见拙作一回。

一次偶然的机会吃饭时老沈猛然说他做了白内障手术，终于能看清人了，“现在我才真的看清你了”。这话如果猛然一说会让人心有余悸，还以为你被老沈识破了什么假面具，因为每个人都经常要戴个假面具或伪装一点半点的，即使不说假话，真话也不能全说嘛（季羡林最新语录）。原来我和他认识的这些年，一直是我认识他，而他不认识我。说起他患眼疾经年，看似目光炯炯实则镜片前终日云山雾罩。老熟人见面，往往打过招呼后沈先生总是若即若离、王顾左右而言它一阵子，其实他这时根本没认出你何许人也，全然是在凭发达的听觉搜索记忆库中的你，然后突然耳熟能详起来，说明他想起发出这声音的是谁了，声画终于对上了位，谈话这才进入正轨。

有趣的是，眼神上的问题最终影响到夫妻交流，沈先生这才开始提心吊胆起来。起因是某一天沈先生在外面于一片云蒸霞蔚中用对别家女人的口吻与太太打了个招呼（不知是过分亲昵还是过分公事公办），招来太太怒斥。于是沈先生痛下决心进医院“开眼”──切除白内障。

手术成功，沈先生顿觉云开雾散、心明眼亮起来，但也添了几分物是人非的惆怅。首当其冲的是自己的面孔，揭开纱布，适应了过强的光线后，年逾花甲的老沈对着高堂明镜发出的是一声诧异：“我怎么长皱纹了？”

雾里看花已成昨天，沈先生开眼后的日子可说有声有色了。尤其以美食家著称的他，原先只饱口福而缺了眼福，那满足难达淋漓尽致至，现在可谓尽善尽美，快哉。席间说起某电视播音员公然将“老年性痴呆”的重音读在性字上，老沈立即给身边的一位中年女编辑盘中添了一筷子佳肴，一边说：“我是老年，但我不性痴呆。”

只是原先“耳熟”能详的朋友，此时又得重复过去的遭遇，再见沈昌文时须被审视片刻以求声色统一，被他认个完全。原先云雾之中给他留下好印象的人都有蒙骗领导之嫌，须多加小心，以免前功尽弃。

“开眼”之后的沈昌文第一个大动作便是班师北伐，将在郑州开办经年的“越秀学术讲座”移至北京。前几年沈公每月南下一趟，风尘仆仆护送京城学术文化名流赴郑州开办讲座，使那商战激烈的中原省府也陡添几分书香气。不这这北伐与老沈开眼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因为他“看清了”什么才如此动作。反正讲座移师北上，京城知识分子又有了一个好去处，我等知识青年也多有机会瞻仰精英大师，受其沾溉。但私下以为很多历史事件往往发生于创造历史的人的一念之间，这一念又往往与其小小的生理变化有关。

沈公主持《读书》多年，坚持将其办成“以艺术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杂志订数逐年上升，读者有口皆碑。沈公对这个“知识分子的小阁楼”颇觉得意，高兴地对我说其几万“楼民”中既有大知识分子，亦不乏边远山区的工人和农民呢！近年该刊又打入台湾主流文化圈，其台湾版在台岛炙手可热。《读书》影响远及大洋彼岸，莘莘海外学子踊跃投书，一片冰心袒露字里行间，令这位老出版人为之动容。

就是这种对出版始终如一的钟情教他退而不休，“余热”弥烈，“开眼”之后更是如虎添翼。以老沈为首的“脉旺编书坊”蒸蒸日上，一套套“读书文丛”经这作坊助产便久销不衰。似乎老沈还在忙于版权代理并策划出版－影视一条龙的大项目，总之是忙得不可开交。老沈家的电话几乎是永远的录音回答，久而久之人们发现遍寻他不得，只好给他发传真了。估计现在耳朵里插着MP几招摇过市的时髦老沈早就用上EMAIL和MSN了吧。

用如今最时髦的广告词儿说，沈公是“吃嘛儿嘛儿香，身体倍儿棒”，外加“眼界大开”。他集折冲樽俎的大将风度与妙趣横生的智者谈锋于一身，仍是出版界一大福星

但毕竟我不是他那个圈里人，忙于生计，慢慢就很少联系老沈了，只是出了书寄一册去略表敬意。不能常听老沈妙语连珠，也不读什么杂志报纸，基本不了解老沈这些年的情况，真是可惜。所以今天看到老沈的访谈，便如获至宝地读了一遍，如闻其声，还是那么雅皮士，真是个好老头儿。

里面最印象我的是老沈信奉大儒李慎之的话（或说教导），那就是我们现在向前看倒不那么打紧，向后看是真正重要，向后看西方人过去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正在走人家走过的路，在重蹈覆辙。为了少重蹈覆辙，就得向后看他们的脚印子。老沈又给我们传达了一条真理耶！这个老雅皮士东一句西一句，有一搭无一搭地开玩笑，其实说了很多大实话或者小小的真理。值得咱们一读。

读后感到庆幸的是，自己这些年一直没敢向前怎么看，因为没那本事；也基本不敢向左右看，因为经常看不懂，学问太深，不知水的深浅。所以惟一敢做点的事是就是向后看，其实也就是在劳伦斯的小说散文里向他指给我们的那个“后”极目远望几眼。1982年刚考上研究生，刚注册，系里就逼着快点定硕士论文方向，让我好生纳闷：还在读基础课（包括黑格尔的《小逻辑》），怎么就要定论文了？太早了吧？但不得不早定。就很花费了心思，看研究谁。能想到的只有最近的过去大四的课堂上，普林斯顿来的年轻教授一共给我们讲了四个现代派小说家，有吴尔夫夫人，乔伊斯，曼斯菲尔德，还有劳伦斯。前三个一看就累人，是意识流什么的，只有后一个劳伦斯咱觉得亲切。原因很简单，俺是从小读着《红旗谱》、《桐柏英雄》、《闪闪的红星》、《艳阳天》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那里的英雄都是我爷爷奶奶那样大字不识一碗的普通劳动人民。可现实中他们并不让我觉得能拯救世界，也不是什么顶天立地的英雄。因此我总觉得那种文学虽然把我爷爷奶奶那样的人弄成了英雄，也让我觉得敬佩景仰，但就是觉得不真实。这样的文学好是好，挺鼓舞人，但肯定有问题，哪儿不对劲儿，是咋咋呼呼地鼓舞。而读了劳伦斯的小说，觉得心里忽闪忽闪地亮堂了许多，他写的也是我爷爷奶奶那样的劳动人民，甚至比他们还惨，是“煤黑子”，他们只是小说的主人公，但不是英雄（英文里这两个词都是hero）。劳伦斯写他们的心理活动，写他们细腻的感情。这种写法让我觉得新鲜。同样写劳动人民，劳伦斯的写法就是不一样，让我觉得那人物是我周围的叔叔大爷什么的，但他们的心思是我所从来不明白的。这个不明白，是因为不屑于明白，觉得他们的心思过于简单，除了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儿女琐事，没什么太多的心结，往往有什么想不开的，二两老白干下肚就全云消雾散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英雄呢？不是英雄，也就没什么可写。我们的文学生硬地弄出这许多英雄来，绝对是假的。可劳伦斯也写他们，但不是把他们硬拔成英雄，而是挖他们的心思，挖出了我不屑探讨的他们的内心世界，读了劳伦斯，觉得明白了一些我周围的那些稔熟到不屑一顾的普通人。所以我决定翻译劳伦斯，论文就写他。就这么简单朴素。说白了，就是俺向后看了一眼，在我能明白的基础上向后看。

向后看了这些年，虽然经常也看不大懂，但总比向前看“后现代主义”什么的要觉得塌实。越看越觉得劳伦斯写的那些东西跟今天有一比。看那个时候的英国矿工生活—矿难和罢工，曾让70、80年代的我不可思议，因为在70、80年代咱们社会主义的矿山都是国有企业，工人是主人，安全保障可能相对好得多；还有那个时候矿难没现在这种官商勾结下变本加厉的利益驱动下遍地开花之势。所以觉得劳伦斯笔下的英国矿主特黑。但看看现在的小煤窑，觉得怎么这些矿难比上世纪初的英国煤矿还惨烈了？看那个时候的工会罢工斗争，就想知道现在的工会在干什么，这些工会的人除了当干部享福还会干什么？那个时候劳伦斯思考的环境败坏与人心灵的堕落问题，不正好也是今天的问题吗？我们现在环境的败坏很多都是地方为追求政绩、官商勾结谋取最大利益的结果，长江边上的污水排放不可能只是几个私人造纸作坊的行为。我们的学问家们怎么会把这当成是“后现代”问题，大写特写其后现代性方面的论文，其实是无中生有地做学问，是为评教授职称攒论文数量，很多问题其实不过是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已。

难道不是吗？英国禁劳伦斯的书是在1915年和1929年，到1960年才在强大的民主法制机制作用下冲破禁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终得解禁。而这本书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我们这里还是禁书，我们连1960年英国的功课都没做呢。90年代我写的《混在北京》里有几个出版社的领导，会上大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可会下却到处借这本书看，直到把书口都摸黑了。我那么写绝对是因为有真实的原型，在一个刚走出校门的小青年的我看来，这简直是闹剧。这些人给我上了进入社会的第一课。这和“文革”时期禁止全国人民看西方电影可江青却天天要看好来坞大片有什么两样。不管白人黄人，是人，其欲求和心思就大致差不多，假正经，道貌岸然，州官放火但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在全世界都一样，只是我们所处的人的发展阶段不同，同样的灯1960年人家点了，从而大红灯笼高高挂，而我们2007年还没有点着或刚一点就被扑灭而已。倒是这个问题没被文学批评家们当成后现代问题研究。

所以我还得学习老沈向后看下去，一直把脖子看得拧不过来。1997年去香港采访香港出版界时曾承蒙老沈介绍业内名家接受我的采访，回来后面谢过他就未曾再见，一晃就是一个十年，现在这篇采访老沈的文章让我碰上了，算是又聆听老沈一次神侃，大受启迪，因此想起了许多过去的事，内心里也向后看了很久并写出来看到的过去风景世情和感想。祝老沈继续不断地接受采访，大侃特侃。

(文章部分首发于《南方周末》1997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