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我写过的唯一一篇同时代人小说的书评，当初写是因为编辑是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出了书给了我一本学习怎么写小说。但以我打算写长篇的冲动，觉得这种路数俺学不来。多少年过去了，现在看这个仍时不时热闹一下的刘震云，似乎对他的长篇处女作看得还算挺眼光独特。贴上哈。

    拆了这朵花看看

            －解析<<故乡天下黄花>>

刘震云这几年的确震了文坛几下子，但震人的都是些个中短篇。现在他终于在长篇领域里处女了。《故乡天下黄花》 (中青版)果真是黄花闺女般耐看。

    当然，这朵花开得奇特。乍一看很是土得掉渣，若非是“刘震云”的，我是不会读下去。

    一上来小标题是“村长的谋杀”，又注明是民国初年。读了几句，是那种北方老土话，很觉得与“村长的谋杀”这个欧式短语极不协调。如果是讲村长的事给俺乡亲们听，用这种欧式标题显然是有土娃子进城几天撇京腔之嫌了。不如说成“谋杀村长”或“村长让人弄死了”之类让没什么文化的人一听八个明白。

    显然，刘震云这一肚子故事不是专说给众乡亲们听的。其叙述语言统统一个模式：评书式的”雅”夹杂着地地道道的北方土语，请看：“……翻来覆去地唱，渐渐变成了跟在他屁股后跑着看热闹的儿童的歌谣。”，(p.31)“翻来覆去”是口语，可说半土半洋，而后面这一大串则是连动式状语作一级定语+定语+名词作“变成了”的结果，好不烦人，俺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不这么说话。可偏偏这个模样的洋句法中“鱼龙混杂”，  “渐渐”是书面语，  “跟在他屁股后”是大土话，上不得台面的。而“歌谣”不过是“顺口溜儿”的书面语。

   这个句式，这种“混杂’，绝不是个别，而是普遍现象。如果纯属个别，我们可以说它伟大或荒谬，高雅或粗俗。可如果是普遍，则无法定义，而只能说是一种“风格”。

    于是我们找到了解析刘震云这个“当代著名青年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力作”的切口，非拆了这朵黄花不可。就从语言上下刀。因为，我想，对刘震云来说写什么与怎么写是同一的，而后者更直观，因为凡是认点中国字的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认下”’这一大本字，其单词量很小，也就千八百吧。但能如此与众不同地把这些字编排起来，编排得教人时而不明白，倒是个话题。

     这种混杂的结果是令人暗笑，表现为嘴角的抽搐；鼻子捎带不自主地哼一小声，时而肩部耸那么一下。这一套连动或共时振颤只能叫笑了。我想这是一种很智慧的笑。因为刘震云的写法只能让人这样笑一下子。因为他的文字诉诸于理智，柏格森说过：在理智的世界里，人们听到的是愈来愈多的笑声。

因为这是一种很智慧的丑，是“高远者狎言”，与本色的言狎貌似而神离。至于小说“提要’中称之为“堪与老舍的《茶馆》相媲美”，此言倒不那么中肯。窃以为与老舍比，刘倒是现代派了，因为刘的文字狎言背后隐匿着现代人的荒谬感。而老舍是不怎么狎言的，虎妞的骂大街，是写真，是伊瑟尔所说的向真实的取材，充其量只表明老舍狎言的价值取向，是老舍之“第二自我”的隐匿表露。而刘则通过不仅向真实取材而且由叙述者的直白来狎言，从而明确地立起一个“第二自我”。

     这般丑，似乎透着现代感。叙述者似乎太明白，太看得穿，那些个惨痛的杀杀打打，那些个绞尽脑汁的人间毒计，那些个亘古不变一脉相承的民族劣根性在一个北方穷疯了的村子里的一曲曲变奏，真个是茶余饭后的笑料罢了。

     因此，有了这种近乎残酷的狎言法儿。这是“喜剧”的做法，不是吗?马克思说过， “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黄花》似乎在讲述某个形态的“最后阶段”，被叙述的东西本身就很喜剧，是已经或必定要喜剧地死去的东西，叙述语言之喜剧化不正是内容的形式吗？所以，我前面说，对作者来说写什么与怎么写是同一的。

    于是叙述语言上的不和谐就有解了。这朵花原来是这样子个开法。不和谐生徘谐。而这种语言模式正背负着乡土中国的一段历史和文化，值得细读。当然，也许我这是误读，或许作者本身的写作素质就决定了他叙述语言的本真，就是土洋泥沙俱下。但无论如何，误读是美丽的。我宁可相信刘作家是“高远者狎言”，而非鱼龙混杂。

但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作者在叙述语言上的混杂是“狎言”，其在写实语言上则确实出了些毛病，我指的是那些没文化的农民们的直接引语。一些直接引语常常与叙述者的叙事语言难分彼此，出现了不该雅的文词儿，这是本书的一个遗憾。我不信那些动辄破口大骂“X”的乡人会在一串串的土语中来上点“忽然”、“如此”，“必定”等等。天知道，作者在拔高农民语言方式的同时是否将叙述语言降低了品质。

在这方面，笔者倒是怀念《红旗谱》，甚至《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之类，那里头的直接引语可不是这样杂色，是地地道道农民的语言(笔者的识字历史决定了年少时只被这几本农民文学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是儿时认真读的)。我不明白，受了高等教育后的文学家何以会忘了本真的老百姓语言或者是赵人学步。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教育的不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