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艰难而理智的选择 

估计少小立志当翻译家的人为数寥寥。童年时我们做过无数星光灿烂的梦，歌星，运动员，军官，宇航员，但绝少有翻译家这个词—除非是出身世家，否则我们甚至不知道翻译还能是个当饭碗的职业，翻好了也能叫“家”。做翻译多是大学毕业工作后的选择和爱好，有时是无奈的选择，也有时先是权宜之计而后竟成就了终生的事业，因此是一种理性、智慧和个人际遇的综合选择，也有人选择了做翻译家但壮志未酬。而真正成了“家”也少有以此为唯一生活来源的，多是大学教师和文学研究者的第二职业。因此翻译家们大多心态平和，处世澹泊，仅与自己所翻译的外国作者保持心灵的沟通，殚精竭虑于用最恰当的中文传达原作的神韵和意思并致力于通过写作译者前言和研究文章来普及和诠释作家作品。

  就我所知，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最有代表性的翻译家是萧乾和赵萝蕤。萧乾是著名作家和战地记者，著述颇丰，只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创作权利才开始在当编辑之余开始了翻译生涯，聊作文学。二十年后他得到了平反，又投身到文学创作中去了。他的口号是“能写就不译”。即使是后来他承担翻译大作《尤利西斯》的任务也是为了帮助妻子。赵萝蕤教授则是诗人，早年受导师之托翻译过艾略特，但号称根本不热爱这位大诗人，只是为了完成导师给的任务，那导师名气非常人可比，是作了民国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后来她在芝加哥大学靠研究詹姆斯得了当年稀有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但又号称并不怎么喜欢詹姆斯，嫌他的文体冗长罗嗦，用赵的话说就是“大从句套小从句”套个没完。她喜欢简洁有力的句子，因此爱诗，最珍爱的是自己写的诗，要做诗人。只因为全部诗稿在“文革”中被红卫兵野蛮烧毁，其创作欲望也随之消弭，晚年才开始翻译惠特曼，以此代替自己未能实现的诗人理想。

他们两位可以说都是在八十多岁上因为翻译了外国大师的名作而再度辉煌的。但在他们成功的顶峰时刻，他们都很理智地表示当翻译家不是自己的首选理想，翻译家只要两种语言俱佳并有奉献精神就可以做好。我有幸在他们的晚年采访了他们，本是期盼他们慷慨激昂地道一番翻译艺术的高见或精辟地传授他们高超的翻译技巧和心得，未成想他们如此平平淡淡地打发了我。

这种澹定和不屑，想来也是我的收获。现在还能VISUALIZE当年赵老太太在巨大的煤炉边（她那时住的是美术馆后街的祖宅，是平房，没暖气）悠悠然说她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的情景，真是大家和大家闺秀啊，这世界不知道能入她眼的都有什么，或人或文；还记得萧乾无所谓地沙哑着嗓子用英语说：“Whenever I  can write， I don‘t  translate。”（我是做一个英文专题片，用摄相机拍下了萧乾晚年说英文的场景。如果我早几年做电视记者，就能拍下更多的老翻译家，如冯亦代当年晚年发力时的听风楼书房。可惜，我采访了近50个名人，只拍了萧和赵的活动画面）。

但他们的际遇和经历从另一个方面告诉我们：作一个优秀的翻译家，看似无心插柳柳成荫，可绝非易事。一个人的语言知识、文学修养和人生历练都达到了萧乾和赵萝蕤先生那样的水平和境界，做一个优秀的翻译家就水到渠成了。他们成为翻译家的经历也给我们后来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这个金潮滚滚的年代，我们更应该加强内心的修炼，淡薄功名，潜心翻译自己所热爱的文学作品，在与原作和作者保持心灵的沟通过程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为读者提供优秀的译文，为丰富我们的文学园地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想，这样我们做翻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从更现实的方面考量，做文学翻译是很奢侈的事，因为要先有衣食住行的保障，不能指望文学翻译给自己带来“黄金屋”和“颜如玉”。只有不急功近利，才能有充分的时间雕琢文字，有宽松的心态悉心领会和研究原著的风格和精神，才能最大程度地做好翻译工作，没有研究基础的翻译往往是简单的文字转换，缺乏文学价值。立志做翻译家的人都要有这种“业余”的“专业”精神和思想准备。我想这就是我们国家极少有职业文学翻译家优秀译品却也不鲜见的缘故吧，因为好的译文来自这种“综合实力”的背景，事实上这种背景似乎也是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