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俺异常高兴，因为在网上与自己1988年发在《读书》上的一篇书评不期而遇！这要感谢一个叫敏思的博客http://www.blogms.com/blog/CommList.aspx?BlogLogCode=1001133783，把俺1988年写的书评转载到了他的博客上，真要感谢他。这东东是弱冠之作，用本名发表的，当初用手写的，早寻不到了。

   这本小书是俺在青年出版社时责编的，译者是我老师劳陇先生，其文笔在目前的翻译家中难觅可以望其项背者，可惜老先生当了多年右派，复出后已是近古稀之年，没机会翻译大作品，是翻译界的巨大损失。那时他要翻译什么我都会鼓动领导通过给他出版的,这是他送给我的最好的书,我能替他做点事。这一本小书足见先生之高山流水的风范。在这样的译文面前，我们这些学徒只能汗颜形秽。原文是THREE MEN IN A BOAT，先生译为《三人行》，无奈1988年经济大潮已风起云涌，图书印数狂跌，出版社已经开始第一波惶惶然。为使先生大作顺利面世，俺说服他用了现在这个名字，才有了12000册的印数。

    出了书，我觉得应该写点什么，就写了这个书评，登自行车去不远处的《读书》杂志社，进去问：“谁管外国文学书评？”一打杂模样的中年女人头也不抬，说放下吧，我给你转给赵丽雅。我就回了出版社。过几天打电话去找赵丽雅，那边一清脆女声回答她就是，问拙文可雕也？答，能用，等着吧。就这样俺在《读书》上发表了第一篇东东。后来才认识了赵丽雅，再后来就没了联系，再后来得知人家成了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杨之水，从此再也无缘得见。但俺是在她卧薪尝胆时认识她的，可以说当初很普通的人，藏得深啊！

    那个时候混在北京，住筒子楼，买撮堆菜，但不忘乱读书，居然读了点尼采，还用在书评里了，到今天我都怀疑这文字是28岁的俺的作文。现在让我写，绝对写不成这么好，哈哈，20年过去了，退步了，现在只是尚能饭喽。

悲剧人生的喜剧审美

《三怪客泛舟记》是一部奇特的幽默小说，它使英国作家杰罗姆·K·杰罗姆一下子叫响，并且红遍全世界。人们为其讽喻和幽默击掌，为杰罗姆的喜剧天赋所折服。但不知有多少读者注意到原书编者的话——“在作者的讥讽嘲笑后面似乎蕴藏着一种奇谲但真实的哲理”？

幽默只是本书的表层。其实这本书再深刻不过了，再苍凉不过了。它是人在经历了大悲之后发出的形而上的笑声。它甚至是人以喜剧的审美态度超越自身、俯瞰自身痛苦时快感的流溢。它是超理智的笑，因而笑得最淋漓；它是酒神精神弥漫时人之悲剧存在的自娱，因而其悲剧的审美意蕴更深长。这正是尼采的悲剧人生观和柏格森的喜剧艺术观。如此说来，这部作品又带上了点子“现代”意识——或许作、译者并不作如是观，仅是我在冒昧发挥我的“主体”意识，也算一种“接受”。尼采所推崇的是审美的人生与艺术的形而上学。在他看来，人的世界对于人自己来说是残酷而毫无意义的，人生本就是一场悲剧。所以他认为真理就是悲观
主义。生活本身就是人最难以忍受的东西，人甚至难以忍受作人。人之所以得以拯救自己，他依赖的是自身的诗义。他有一句名言：“倘若人不也是诗人……我如何能忍受作人！”在此他道出了一个真理：人之得以生存，在于人有一种为自己寻找形而上根据的本能。这就是艺术了。艺术可以成为真实。于是，我们也就理解了大文人D.H.劳伦斯的名言：“生活是虚幻的，艺术是真实的。”人生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幻灭了的人眼中，是它被赋于了一种审美价值。人可以超脱自身，玩味自身，如同自恋者一样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亦如同自虐。这样自己审美自己悲剧的毁灭，如此一来，苦难的心中就流溢出审美的快感，世界终以喜剧结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喜剧的力量是艺术的最高体现，它优于悲剧。记得《读书》上有人撰文说过：正经不是严肃，就像教条不是真理一样。在那些一本正经的人中间，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严肃思考的人。不，他们也思考，他们思考的多半不是人生，而是权力；不是真理，而是利益。真正严肃思考过人生的人知道生命和理性的限度，他能自嘲善宽容，他以诙谐的口吻谈说真理，仿佛故意要减弱他发现的重要性，以便只让它进入真正知音的耳朵。在信仰崩溃的时代，那些佯装癫疯的狂人倒是一些太严肃地对待其信仰的人。大善若恶，大悲若喜，大信如疑，大严肃若轻浮。一切高贵的情感都羞于表达，一切深刻的体验都始于言辞。大悲者会以笑虐嘲弄命运，以欢容掩饰哀伤。丑角也许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在嘻笑中做成别人严肃认真做成的事，这是最高的智慧。”英国文学中莎士比亚的一些喜剧、菲尔丁和萨克雷的小说在这方面很是模范。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中出了个杰罗姆，是很自然的事了。《三怪客泛舟记》中三个让常人看来怪得出奇的神经质、大笨蛋、无赖，带着一条赖皮狗驾船沿泰晤士河闲逛，丑态百出，闹了一路笑话，最终傻乎乎回了伦敦后他们仍然是那么痴呆、拙笨、十三点。这些怪诞离奇恰似从神经病院溜号的人算哪一路货色？他们那自嘻自嘲自艾自怜玩世不恭长歌当哭人异化为非人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一副副下三滥面孔着实有其深刻的含义吗？“我”何以那么没脸没皮地笑话自己？我唯一可以说的是，他们其实是世上顶顶严肃的人，他们是些个深刻到入木三分的人。他们的人生态度除了自嘲还是自嘲，讲起来如讲相声。尤其是那位像表演单口相声的“我”，更是如此。正如劳陇先生在译者序中所说(尽管吾师的这篇文章不像先生其它文章那么令我神往)：“这本书……给你讲一二段笑话，刻划几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使你捧腹大笑；有时兴致所至，就发一通议论，冷嘲热讽，针砭世态人情……”当然，这决不是语言滑稽逗趣的问题，而是人生的态度使然。“我”在表演自己，因而超越了自身。只有达到了真正的喜剧境界的人才会有这般语言。这又得回到尼采对“风格”的论述：“一种风格若能真实地传达内在的状态，不错用符号、符号的拍节以及表情，便是好风格。”看来杰罗姆真是把别人看作形式的东西也感受成了内容，之于他，形式是内容的形式，内容亦是形式的内容。所以他是尼采主义意义上的真正艺术家。　

(《三怪客泛舟记》，［英］杰罗姆·K·杰罗姆著，劳陇译，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