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狗》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赵玮婷 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最另类的思想随笔，理智思辨vs戏谑意趣，他是惯于打破传统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在书中试图多方面探寻“一种更广阔”的著述形式，书中题材多样，文字有趣、跳跃，极端个性化，读者可充分领略米沃什思想的开阔性和深广性。

►《路边狗》

我曾经乘着运牛粮的马车走遍家乡的土地，挂在车后的铁皮桶互相碰撞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桶里是为马儿准备的水。当年这儿还是一片荒野——山丘，松林，零星坐落着的农舍——这种屋舍没有烟囱，所以屋顶总是烟雾缭绕，仿佛着了火一般。我一时悠闲地在农田和湖泊之间游荡，一时又信马由缰，向远处驰骋，直到能看见松林背后的村庄或庭院。这时，总会有一条尽忠职守的小狗冲出来对我叫。想来那还是世纪初的事了，百年不过一瞬而已。我不仅常常忆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总想起陪伴他们的那一代又一代的狗，人们日复一日地劳碌，而它们始终陪伴左右。有一天在清晨的梦里，我没来由地想到了这个有点好笑，却令我动容的名字：“路边狗”。

►《寻 找》

我总以为，人类在二十世纪所认识到的种种残酷一定能用语言概括出来。于是我翻遍各种回忆录、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抱着能找到这些文字的希望，却每每失望：“这不是我要找的。”于是一个不敢肯定的想法在心中萌生了：人类命运的真相并不是他们教给我们的那样。但我们害怕给真相命名。

►《与造物主换位思考》

假如给你权利重新创造世界，我想就算你绞尽脑汁，也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本无法造出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你不妨去咖啡馆坐坐，看看来往不绝的男男女女。诚然，他们可以被赋予不食人间烟火之身，不再受衰老、病痛和死亡侵扰。可是，这世间层出不穷的复杂和变化多端正是源于世间万物中所蕴含的种种冲突。如果没有屠宰场、医院、墓地和色情影片这些东西作为思想的载体，那么思想的魅力也将不复存在。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精神和思想居高临下的嘲笑，人类便会受本能欲求驱使，展现出动物性的愚笨。看起来，人们已经学会质疑造物主的道德动机了——祂创造世界的原则就是：让所有事情变得更有趣和好玩。

►《用心感受》

写作时我会进行一种特殊的转化，那就是把意识的数据——我的内心感受——转化为其他与我有相同感受的人的形象。因此我不仅能写自己，还能写别人。

►《崇 高》

崇高：清醒地用手无寸铁的肉身来面对人们嘲讽的利刀。

►《创造日》

其实根本没这么难。

上帝创造世界。谁说是在很久以前？

不久。就在今晨。也许是一小时前。

因为那快要枯萎的花，重新绽开了笑颜。

►《奔 跑》

他们疲于奔命，却忘了最重要的事。

他们奔跑着，好像相信自己会永生。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珍贵。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不可能》

可怕的刑具变成了得救的象征，

这就是十字架的秘密。

教堂里随处可见的东西，怎么会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就让惩罚的火焰烧毁这个世界的根基吧。

►《缺 憾》

诗与一切艺术都是缺憾，它提醒着人类社会，我们是不健康的，虽然要承认这一点很难。

►《幼 稚》

诗人是成人世界里的孩子。他深谙自己的幼稚，所以必须假装融入成人的活动与习俗。

他心里住着一个孩子——被成人所嘲笑的天真而情绪化的孩子。

►《抗 拒》

我不愿谈论诗的表达方式和美学理论，因为这些东西会把我们局限在一个单一的角色里。我为此感到难为情，或者说我不愿坦然接受被定义为诗人这一事实。

我很嫉妒尤里安·普舍波希：他为何能习惯披着诗人的外衣？难道他内心没缺点，也没有黑暗的纠结和无助的恐惧？难道他觉得这些永远不会显现出来吗？

►《艺术崇拜》

人们对艺术的崇拜日益增加，正如独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是一群不愿封闭在社会习惯与宗教规则中的人。这群人常去博物馆，例如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乐于参观那些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时期的真正的教堂。

每一个独立的人都想要体会所有别人体会过的东西，包括在电视屏幕和杂志画报上展现的那些：有关性、服饰、汽车和旅行。这种人喜欢聚集在一起活动，并为彼此拍照作为记录。他们并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渴望的更高级的东西，转化成了令人惊叹的艺术。

►《亚历山大里亚》

小时候我不知道从哪儿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 “亚历山大里亚”代表着创新热情的减退和解读旧经典的潮流。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在今天是否还正确，但在我经历过的时代，词语并不单纯代表它的本义。举个例子来说，“树”是指代“关于树的文章”；“关于树的文章”又是指代“以关于树的文章开头的文章”，等等。而“亚历山大里亚”则指代“衰落”。很久以后，人们必将忘记这种游戏，然而在什么都忘不掉的年代会怎样？

博物馆，相片，复制品和电影胶片——在这些丰富的信息之中，独立的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无处不在的记忆包围了，并且正在攻击他们本就不够强大的意识。

►《过 去》

过去是不准确的。那些活得很长的人知道，亲眼所见的事总是会被流言蜚语、神话故事、各种被放大或被压制的消息包裹起来。“根本不是这样的！”他想大叫，可是却没有，因为人们只看得到他张大的嘴巴，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不阳刚的》

写诗这件事被认为是不阳刚的。但从事音乐和美术的人却没有这样的困扰。好像一切艺术都具有的女人气全算在诗人身上了。

当一个族群忙于战争和猎食这种重要的事务，族里的诗人便会承担起巫医或萨满的身份，他们可以利用法术保护、治疗或伤害一个人。

►《诗的性别》

如果诗有性别，那一定是女性。缪斯不就是女性吗？诗敞开胸怀，等待着人、灵魂或恶魔。

珍妮说她没见过任何一个比我更像乐器的人，她说我像乐器一样被动地屈从于声音，这也许是有道理的。我感到羞耻，像是一个孩子站在成人中间，一个病人站在健康的人中间，一个爱穿女人裙子的易装癖者。他们说我性别不明，不像个男人。直到有一天，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所谓男性化而且很健康的特点，他们一直质疑我缺少这个特点，那就是神经绷得太紧，以至于被逼疯了。

►《语言的力量》

“一切没有被说出来的，注定要消失”：纵观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会惊讶地发现，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写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可他们都消逝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可以说，即使是最有魄力、最热血、最果决的人，与仅仅是描述初升之月的几句精雕细琢的话相比，也只能勉强被称作影子罢了。

►《猫的秘密》

猫已经和人类共居了几千年，它们的行为表现已经没什么神秘的了。这是当然的，它们已经为人类忠诚工作了几千年。农业文明意味着粮食，而哪里有粮食，哪里就有老鼠。但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变化，猫却一直都在。

然而猫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特点。你有没有注意到男同胞们只要一谈到猫，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一种俏皮而诙谐的神情？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谈到性的话题时。如果是谈论狗的话，就不会激起这种半明半暗、有些私密感的反应，而是达成一种众所周知共识。我断言，人类和猫是因为一种肉体上的协议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猫的面前并不作为人的角色，而是成为了一种屈从于视觉与触觉的物种，而这些感觉上的诱惑使我们被它吸引，正如我们被某些树木、花鸟、动物、山水吸引，被某些形状和颜色吸引一样。猫特有的外表让人想要抚摸，抚摸是一种爱的语言。我们给予猫无数的哄逗，还有小猫、猫咪之类的甜蜜称呼。另外，我们对猫的看法非常趋同，无论我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而对猫的喜爱、对猫的虐待，似乎都是出于这一种吸引，只是分了两面。

这种普遍性值得深思。虽然存在个体差异，但我们属于同一个物种，同样有头、手、腿，解剖图上还展示了我们体内有什么东西。并且，我们的身体构造决定了我们会像向日葵面向太阳一样，将目光投向我们认为美好的事物。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我们对于猫在色情上的（对你没看错！）偏爱，就可以开始问自己一些关于我们的天性的问题了。

猫无疑也有它的天性，所以我们和猫之间的契约又标志着它的天性与我们的天性的交汇。可是意识、语言、历史不可能同意！它们或许会惊呼，我们怎么还远远不如那个低劣的动物！我们别再骄傲地抬高自己，也别再把我们的精神高地和低级感官区分开来。我们倒不如享受那位正在沙发上伸懒腰的家中成员所带来的好处，忘掉那些说人类天性不存在的哲学观点。如果说要在不断变化的人类天性中证明它的存在性有些困难，那至少在这个伸出红润的舌头打哈欠的生灵面前，我的天性正使我怜爱地看着它，而这说明我本人的人类天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并且我要强调，人类天性的存在性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存在，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法律和制度中哪些是对它有利，而哪些是与它的基本需求背道而驰的。

这样一来，我们从猫谈到了一个重大哲学问题。虽然猫听不懂，但我们姑且将此归功于它们吧。

 米沃什：诗歌，何以召唤生命中最深切的经验？

     小武

语言，大概是人类最伟大的徒劳。当我们为“个人不过是历史的人质”换上一个更温情的说法时，它的意思不过是“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记忆中”。它的面目如此多变不定，口是心非，以至于米沃什对此充满一种带着挫败感的愤怒：“如果语言不是为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寻找不同名称，以欺骗我们，那么一切都会变好”。（《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日记》）

米沃什的挫败不难理解，尤其考虑到那重如铅石一样压在心头的黑暗记忆，考虑到他誓以“对真实的热情追求”的写作理念，考虑到他对母语写作始终抱有的忠诚。作为一个波兰诗人，米沃什亲身经历了纳粹统治，也两次目睹了苏联军队的占领（1939年苏德划分波兰后，红军即开进了当时隶属波兰的立陶宛）。1951年，米沃什以波兰驻法外交官的身份与祖国决裂，后来又由于签证等问题，十年之后方迁居美国，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米沃什才得以返回祖国，并于2004年病逝于在波兰克拉科夫的家中。流放、集中营，莫名的消失与死亡，体制强大的规训与改造，对这些萦绕整个二十世纪的重大问题，米沃什都有着切身的体验，只是，在诗歌中如何个人化处理这些经验上，米沃什才充分表现出一个大诗人的犹疑与卓越。

确切地说，那种出于作家良知与诗学抱负的矛盾，是所有面对灾难的诚实的作家的普遍焦虑。一方面，“不能拯救国家和人民的/诗歌是什么？/一种对官方谎言的默许，/一支醉汉的歌，他的喉咙将在瞬间被隔断，/二年级女生的读物”（《献辞》），另一方面，“在一个人句子里寻找我的家、简明的句子，仿佛锤子敲击在金属上。不去陶醉任何人。不去赢得在后辈中持久的名声。一种无名的需要，为秩序，为节奏，为形式，这三个词对抗着混乱和虚无。”（《寻找我的家》）

在这种矛盾面前，米沃什首先拒绝的是充当代言人的角色，拒绝成为一个“例行的哀悼者”，大概在诗人看来，那不仅廉价，而且极易陷入被绑架的不自由之中。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米沃什在羁居法国生活极为困顿的十年期间，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他绝不拿自己的故事与身份赚钱。这意味着，米沃什的写作，更多是一种没有加入合唱的个人书写。

然而，坐在案头，静下心来，很快去书写那些过往眼中的惨烈经验，依然是不现实的。时间是必要的距离，等待才会让更多的意义浮现出来。米沃什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1980年，在诺比尔文学奖演说中他说：“对现实的拥抱如果要达到把它一切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古老纠结都保存下来的程度，则可能只有距离才做得到，只有飞升至现实上空才做得到——但这样以来，又会变得像是道德背叛。”

而这种认识，本身便出于一种道德感。在《被禁锢的头脑中》一书，米沃什对自己的作家朋友阿尔法所写关于纳粹期间华沙生活的新小说表示出一种难以理解：“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却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然的感觉。他竟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而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这种不舒服，代表着一种传统的良善：“对于那些身体还未凉透的人们，要有一种敬畏和距离，而不是马上给他们涂上胭脂。”

此外，即使从诗歌美学的角度而言，情绪太为激烈的时候，也不宜做诗，除非他们根本没有真实的情感。这也就不难理解，抗战诗，洪水诗，地震诗作为一种宣传的喧嚣（在此从未否认宣传的必要）与材料的价值，而难以成为真正具有持久影响的作品了。

出于一种诗人的本性，米沃什没有回避承担，却得以避免上述问题的一个关键，正在于距离与等待。确切地说，那是不断的故人重来，那是日常的梦魇，那是同时在纸上建立一个“新的天堂与地狱”，那是一种诗歌的召唤术。正如米沃什一首诗的末尾：“还是我们坚信它真的已经来临：/我们的使命，我们最初的召唤。”（《凯撒利亚》）

心中盘亘一个问题，如同层层堆积的雪山，终有一天会成为汹涌流淌的写作势能。好吧，必须得承认，在一些作家那里，并不存在这样的雪山。阅读米沃什的诗歌，更多读到的是一种相遇，日常与记忆，时间与历史交叉在一起，仿佛这才构成他完整的生活。

走过一间临街的咖啡馆，米沃什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幸存者的某种愧疚。

在窗玻璃在冬日正午庭院闪着霜的

咖啡馆桌子前面的那些人中，

只有我一个人幸存。

要是我愿意，我可以走进那里，

在寒冷的虚空中敲击我的手指

召集着幽灵。

带着疑虑我触摸着冰冷的大理石，

带着疑虑我触摸着自己的手。

它——在，然后是我——在新奇的变化中，

他们却永远被锁住，永远

在他们最后的话语里，在他们最后的目光中，

遥远地像瓦伦提尼安皇帝

或马萨盖特的酋长们，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虽然刚刚过去一年，或两至三年。

我仍可以在遥远北方的林子砍树，

我可以在讲台上说话，或拍一部电影

使用他们从没听到过的手法。

我可以品尝海岛水果的味道

穿着世纪下半叶的盛装被拍照。

但他们却永远像一些大百科全书里的

半身像，穿着长礼服和花边饰带。

有时当晚霞在贫穷的街道中涂着屋顶

我注视着天空，在白云中我看到

一张桌子在摇晃。侍者随着碟子转动

而他们看着我，伴着一阵笑声

因为我仍不清楚死在人的手里是怎么回事，

他们清楚——他们非常清楚。

（华沙，1944，《咖啡馆》，张曙光译）

在巴黎，听著名诗人保罗·瓦雷里演讲诗歌艺术的永恒魅力时，米沃什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另外一些画面，让他意识到诗歌本身所可能包含的不道德。

他在桌子上排列着稿纸。

他的手很精确。

他顺序合理地读出

主要和次要从句，

讨论着审美经验的

不变的特征

它证实了艺术

永恒的吸引力。

他的听众，那位学生，

在别的地方忙着：

他的头发根竖起来，

他的耳朵捕捉着搜捕的叫声，

他正在逃过冰封的原野

在结霜的铁丝网后面

他朋友们悲惨的灵魂

会留在敌人们那里。

（《一次演讲》节选，张曙光译）

更多时候，故人会在梦中重来，就像米沃什在一首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梦年复一年地访问我，/它们消耗着，J.W./能拥有的只是稀薄的空气，/一个我们很久以前产生的损失。/那我们为什么交谈为什么在意？”（《在塞勒姆》）

故乡的成长经验，同样铭刻于米沃什的记忆深处。隔着时空与记忆，不断完成对故乡的重建，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米沃什寻求身份感的慰藉所在。如果说诗人异于其他人的地方在于，他终生在自己身上保存了某种儿童的东西——童年的感知力，那么对半生流亡海外的米沃什来说，在那里渡过大半青少年时光的家乡维尔诺（今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则构成了他很大一部分的历史体验。

米沃什曾在书中无限深情地忆及故乡：“我生命中看到的第一束光、第一次嗅到的土壤的芳香、看到的第一棵树——就是我出生的那个地区的阳光、气息和树木。我出生在立陶宛（当时还属于波兰）一个说波兰语的家庭，我的家坐落在一条小河边，那条小河有立陶宛的名字。我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仍记忆犹新，就像从我们所熟悉的人们脸上和眼里看到的那样鲜活。”这样的记忆，以及记忆中的自己“那个男孩”，不断闪现于米沃什居住美国期间所写的诗作中。

我的时代已经过去。还有城市。以及自然。

但这一切稍有点晚。此时，在那扇窗子里，一只燕子

表演着它瞬间的仪式。那个男孩已经在猜疑

美丽总是在别处，总是虚妄的？

现在他看到了家乡。在第二次刈草的时候。

道路上下盘旋着。松林。湖泊

阴郁的天空中一道倾斜的光线。

到处是拿长镰刀的男人，穿着没漂白的亚麻布衬衣，

和外省常见的深蓝色裤子。

他看到的正是我现在看到的。哦，可他聪明，

专注，仿佛事情被记忆即刻改变。

驾着一驾马车，他回顾着并尽可能记住。

当他最后用碎片构成一个完美的世界

他知道其中的意义对最终的时刻是必要的。

（《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日记》节选，张曙光译）

在这首诗中，晚年的诗人：“我”，与当年的自己：“那个男孩”甚至发生了某种对话。当年的自己仿佛更加聪明，驾着马车漂游世界，自以为所经历的一切最终会建构出一个完美的世界。人到暮年，回望故乡看到当年的身影，虽然自己沉浸在那个已然过去的时代太久，但这一切对生命的完成来说，仍然重要。

维尔诺、大屠杀、波兰、波兰语，这些印刻在米沃什深处的生命体验，在诗人西川那里，像其他东欧诗人一样，某种程度上导致诗人写作的“封闭性”。它就像一口井，封闭着诗人的灵魂，成为映照与衡量万物的尺度。然而，毋宁说，这也是诗人的宿命所在。况且，在米沃什看来，对整体阴暗绝望的现代诗歌来说，希望正在于“使过去的事物显现于眼前”，从而使一个单向度的人，体验其他时代的感情与思想方式，来获得其他新向度。也是这个意义上，那些浸润最深体验的诗歌，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