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塘 春 水

——文学中原纪行

2004年岁末，我从山东兰陵出发，过微山湖，经江苏丰、沛，安微亳州，走进河南境内，在鹿邑稍作停留，来到郸城，以朝觐的心情作一次文学中原的神圣巡礼。

我想见识赵兰振笔下的南塘。

这个神奇而阴森的水塘，是赵兰振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传说荡漾》中的一处风物，一个意象，一种隐喻。在这个南塘里，物理世界和精神灵界相互交会，人与神、人与其他生灵、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人与各种可知的和不可知的力量实现了沟通。她是承纳原始与现代，造物主与个体生命，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容器。在象征的意义上，这个位于豫东平原上的水塘，可以和福克纳笔下的老人河相提并论。

当我走出郸城县的县城，在苍茫无际的大地上寻找这个通海连天的水域时，老天突然变脸，北风统帅着巴掌大的雪团赶跑了惠风和畅的暖冬。一时间，周围只剩下灰白和寒冷，以及风神的喘息和雪团的咆哮。

我屈身站在密集而浩瀚的雪阵里，心想，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在这样的深冬，顶着罕见的大雪，来寻找一个作家虚构的水塘，是不是痴情得有些过头了？要知道，不仅《传说荡漾》还在创作之中，而且，这个与我非亲非故的写作者，在文坛还一文不名呢！

我是在电话里听到赵兰振这个名字的。

那是2004年春天，摩罗兄很激动地告诉我，他认识了一位最优秀的小说家。我问他这个作家的名字，摩罗说，他叫赵兰振，目前发表的作品还很少，没有更多的人知道他。

我相信摩罗的推荐。因为，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从没听到他说过一句言过其实的话。而且，他长期沉浸在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当中，眼界高远，能让他看上眼的当代作家不是很多，在我们私下里盘点中国文学时，他总是对那些“重量级”的作家抱以惋惜和悲悯，为他们的成就和名声严重脱节而承担耻辱。现在，他如此郑重地向我介绍一位几乎没发表过作品的小说家，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交往中的一个事件。

摩罗告诉我，在一次很小的文学聚会上，他倾听了赵兰振对中国当下文学的总体评价，既有同感，又觉得偏激。事后，他用E-mail给赵兰振发了一封信，大意是，请把你的作品发来三两件看看如何？一天之后，摩罗收到赵兰振发给他的几个中短篇。读过之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赵兰振有资格对中国文学作出偏激的评价！因为，这个尚未露面的小说家太优秀了！他的优秀之处不仅仅是比别人写得好出多少，而是他所从事的，是真正的文学事业。而那些自称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所关注的、思考的、实施的根本不是文学。最让摩罗心动的，是这个处在文学写作边缘的人，正以他卓越的文字开辟着中国文学的主流航道。赵兰振以这样的方式在摩罗的视野中出现，进一步印证了他重复了很多遍的话，“文坛是由优秀的作家和平庸的作家组成的，伟大的作家在文坛之外。”

几天之后，我也读到了赵兰振的文字。

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一个讲授美学和写作课程的大学教师，我养成了“眼高”的习性。在给学生分析叙事文学的范本时，为了“取法乎上”，国内的，我只选择沈从文、王鼎钧的部分作品，大量的范文，不得不用翻译过来的经典。因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太乏善可陈了。由于长期以来用挑剔的心态对叙事作品进行比较、选择，在面对当代作家的作品时，判断力时刻都在冷静着我的情绪。可是，当我读了赵兰振的小说，我感到自己被这个写作者狂奔的叙述激流裹挟而去，阅读带给我的眩晕取代了所有的理智与清醒。这在我的文学阅读史上，是很少出现的情景。以前，读王鼎钧的散文有过类似的感受，事后分析原因，那是因为 王先生用博大的爱心化解无量苦难的境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产生震撼，是因为他用一颗历经苦难依然贴近上帝的心对人类灵魂深处的罪性和神性进行审察、拷问、悲悯与宽容；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时，产生被重棍击闷的感觉，是因为托翁对人类情感世界的洞察与揭示。而赵兰振则是用他叙述的力量征服了我。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文学传统作一理性梳理，就会发现，在这一谱系里，抒情和议论是发育完善的两支，叙述虽不缺席，却有源（如《史记》）无流，中国的叙事文学，一直是靠话本与戏剧杂揉出的故事情节支撑起来的（即便是《红楼梦》，也没跳出这一套路）。真正意义上的叙述，仅是凤毛麟角。而建构小说的重要语言，应该是叙述。

我明明知道，用翻译作品作例子给学生讲授叙述策略，是夹生的。但是我没有更好的办法，“拿来”的文本虽有隔膜，总比就地取材的劣质品要好得多。

我多么渴望读到用民族语言原创的高品质叙述啊！

置身雪的世界，我怀疑自己走进了混沌，可惜，我不是盘古，没有能力辟开天地，分出清浊。在暴风雪的星云里穿行，你不仅迷失了方向，连重力感也不存在了。我知道，我所遭遇的是华夏文明腹地的大雪，是出现在中原大地的景观。这样的大雪，赵兰振不止一次经历过。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看不清边界的水塘。钢青色的水面，裸露在漫无涯际的雪野上，像大地的肚脐。这是赵兰振笔下的南塘吗？我注视着无声地消化雪团的水面，忍受着彻骨的严寒，回忆《传说荡漾》里的那个南塘，想像着这片水域能不能给赵兰振的创作提供参照。就在我呆呆地凝思时，雪团不再降落了，青灰的天地变成了洁白。我看见了塘边的树，水下的草，听到了它们的窃窃私语，闻到了它们苏醒的气息。是啊，这些生灵会在乎严寒吗？这茫茫大雪，不正为中原大地的春水荡漾准备实力吗？

可是，我们的文学，却仍然处在干燥的严冬。

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说过，古希腊的艺术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各自的风格。第一阶段是古朴风格，特征是粗犷、坚硬、有力，但缺乏美的形式。第二阶段是崇高风格，特征是崇高和朴素的统一，艺术家好像无须花费匠心就能得到自然的妙谛。第三阶段是优美典雅的风格，艺术的技巧日益高超，以致由于精致文雅使艺术丧失了力量和英雄气概。第四阶段是仿古风格，是希腊艺术走向全面衰落的时代，此时，美的理想已经枯竭，艺术家已经失去了创作的活力和独立的艺术品格，只能一味摹仿。他的这一说法，启发了加拿大的学者弗莱，他所创立的叙述结构理论认为，叙述包含着从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的运动，其基本形式是循环的，它就像一年中的四季或生命的少、壮、衰、老四个阶段。如果我们认可这两位大师的说法，把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长时段和短时段的考察，那就不得不承认，长时段的中国文学，先秦为古朴阶段，汉唐为崇高阶段，宋元明清为优美典雅阶段，时下则进入了仿古阶段。若把“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学发展进行分期，鲁迅为第一阶段，沈从文、萧红为第二阶段，钱钟书、张爱玲为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就是当下。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对文坛状况进行理性评价，就应该承认，中国文学的大循环和小循环都走到了大限，步入了严冬，浮华之下，是令人痛心的苍白。

难道不是这样吗？你翻翻文学杂志，浏览一下文学新书排行榜，触目皆是肤浅的、做作的、复制的（比摹仿还要糟糕）的文字垃圾，而影响着多数人精神趣味的电影电视，更是一味地仿古复古，用强势传播加速着人们的心灵沙化、人格矮化、灵魂俗化和精神平面化。一个历史几千年人口十几亿的文明之邦，在精神领域的创造，竟然赶不上拉美的撮尔小国。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外的实业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市场，但文学研究者可以忽略中国的当代文学。

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愚笨，不是中国的方块字没有表现力（中国的表意文字，在创造审美意象上要比表音文字占有优势），更不是我们缺少深刻的题材（我们的现代史，为作家提供了创造宏伟史诗的现成材料）。我们的文学之所以整体上低迷，深层原因是创作主体带着精神伤痕去承受不该承担的使命，以单薄的身躯和微弱的声音去填补社会正义的缺席，承担法官、政要、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新闻记者甚至警察、绿林好汉应该承担的责任。他们倾其自己的才情、良知、善意和血性，为民请命，为正义呐喊，有时还要不惜身家性命，为那些无助的弱者讨来一个说法。就这样，在求得良心安宁的悲剧性陶醉中，有品格的写作者游离出文学领地，使本该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文学园圃因为园丁们心有旁骛而变得一片荒芜。

最早发现这一残酷现实的是摩罗先生。在我们的一次私下交谈中，他向我表达了自己的苦恼。摩罗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座高不可攀的奇峰。这两位小说巨擘，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尽伤害，以敏感得近乎病态的心灵面对世间的一切苦难，在激情写作中为不幸的人们承担痛苦，在拷问人性罪恶的同时，无情地拷问自己。他的思索和言说，伴随着灵魂与肉体的燃烧与消耗。在那山呼海啸天崩地裂的创造中，之所以没有偏离文学轨道，是因为他心中有上帝，灵魂有皈依，而命运又把他放置在最大限度地经历人世苦难、最大可能地占有精神文化资源的特殊时空之中，让他的精神走向、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心理图式、语言风格与上帝的理式和人类求美向善的心理趋向相吻合。这些复杂的因素，在一个焦点上汇集、碰撞，绽放出精神火花。如果缺少了任何一点，或在时空上产生丝毫的错位，都不会使这个癫痫病人成为文学大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特例，是命定，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成。托尔斯泰的成功之路，呈现给我们的则是另一种景观了。贵族出身的托尔斯泰伯爵，拥有祖上留传给他的庄园和广袤的土地，他在衣食无忧中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由于身心没有受到伤害，他人格强健，在面对罪恶和苦难时，能够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审视、追问，进行换位式的情感体验。他对人性之恶和社会不公，有愤怒但不会痛心疾首，他在思考和揭示人类苦难时，不会以消耗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他的真正痛苦，是心灵内部各种精神力量的冲突，而不是外在因素对他的伤害。这样，托尔斯泰就没有那种社会使命意义上的精神重负，他能够倾其全力在文学的园圃里耕耘。所以，托翁的小说能够写得如此从容。摩罗说到这里，连连长叹，说自己命定了不会走托尔斯泰这样的文学道路。

摩罗的分析让我沉思良久。我知道，托尔斯泰的路不仅不属于他，也与我无缘。命运决定了我们会对各种罪恶与伤害痛心疾首，我们至死都不会对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回避和超然。可是，赵兰振却有福气集中精力去做一个作家份内的事情。

赵兰振出身在河南郸城县的一个普通农村。这里，可是中原的腹地。也许，由于历史的正区和误区，典籍形式的文化谱系在这里的传承不甚明显，但中原文明所滋养的心理图式，却通过一代代乡绅的言行举止和血缘遗传广泛流布。这样，赵兰振的生命内外都弥漫着厚重的文化基因。他从一家医学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在一个乡下医院当了十几年骨科医生，在与各种形式的痛苦与死亡的较量中进一步理解了生命的真谛。夜深人静时，他思索生死、永恒、完美等问题，产生了用文字表达这些思维成果的冲动。为了掌握写作技能，他不停地阅读中外文学经典，当然也阅读时下的作品。在不带功利不含偏见不受理论误导的比较中，他发现了当下作家方向上的偏离，策略上的失误，也看到了自己略带盲目的跋涉竟然步入了文学正道。现在，当我置身郸城的雪野，冷静地省察赵兰振的觉醒时，深信这是天意。因为，中国的文学传统，有太多的法则，最深入人心的是“宗经”、“征圣”、“载道”，写文章要想着“经国之大业”。新文学运动以降，我们从国外“拿来”的新东西，本来是一种可喜的资源引进，可阴差阳错地滤去了精神，接受了程式，放大了文学家要承担社会使命的理念。这些法则和桎梏，既固定了写作者的表达习惯又影响了读者的接受习惯，经主流导向的置换内核和出版中介的商业操作，作家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习惯满足着受众的习惯，实现了统治法则与商业法则的媾合。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一个作家想挣脱惯性，打碎僵硬的病态法则，是何等的因难！而医生出身的赵兰振，他对世界的认知范式、对自然运行的感受方式，对世态人情的判断标准，没有被恶劣的主流意识格式化，他的心灵是澄明的，他的胸怀是敞开的，他的心理图式能够接纳、统一绝对的极大，能够接受来自不同畴区和向度的轻微信号。当他决心投身文学事业时，能让完整、本质的“人自体”成为宇宙的缩影，与“物自体”互为隐喻，使“我思”直逼“是其所是”的本源。这种看似从零迈步的起始，比那些自以为走在文学前沿站在巨人肩上其实从负数出发连零点都无法到达的人，起点要高出很多。因为，在赵兰振的灵魂深处，潜伏着中原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一经激活，那“视通万里”和“思接千载”就抖擞出高贵的强势。

1998年的 9月，赵兰振告别了河南郸城，来到了北京——他10年前曾在北京进修学习一年，对这个北方城市一直心有所系。他是在逃避某种深刻地影响他生命进程的氛围。他很明白，一个艺术家要想有所成就，必须与自己要写的那个世界保持警觉的距离，不但是空间的距离，还有文化的、心理的距离。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离开了那片因为沉积了过多过久的文明而散发出某种腐烂气息的土地。当然，那里也深藏着他的哀痛与欢愉，那片土地上遗落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以及无边无际的心事。但他选择了远离，义无返顾。两年之后，赵兰振像一粒种子在异乡萌蘖生长，发达根系，长成了一株树；于是他举家北迁，像他多次书写的那样再次无奈地把异乡当成故乡。

赵兰振成了有眼力的文学编辑，成了一位优秀的出版人。为了生计，他策划图书期刊，与大都市里各个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像当医生时那样，他扎扎实实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佩服他的务实、诚恳、友善，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优秀。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人们在追求某种目的时，往往要采取一些手段。但有时这种手段就会变成人们追求的目的，而真正的目的永远实现不了。赵兰振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理想，他的最终目的，在繁忙的日子里，只要稍有空闲，他马上就沉入到自己的文字世界，只有在那里他才能获得真正的欢乐。他把现实中的成功看成是一个梦境，他在包围着他的现实里是一个参与者，但更是一个清醒的观众。

在非写作的其他方面，赵兰振取得的成功似乎更多一些，许多人津津乐道他的策划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但知道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也难怪，截止到目前，赵兰振只在早年发表过不多的几篇小说，在传媒覆盖一切影响一切也混乱了一切的信息时代，一个人的写作不被人注意是很自然的。让我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如此沉得住气，把一篇篇已经定稿的小说关押在电脑里？凭他的人际关系，还愁发表作品的渠道吗？

我想起了他的《惊蛰老蛇》，想起了他的《走丢声音的夜行者》、《纸棺材》、《摸一摸闪电的滋味》，还有《沉潜》。这些作品，每一篇都让人亮眼，都让人的灵魂产生从俗世升腾到灵界的悸动，让人感受到善恶与美丑，现世与终极，让人体验人与自然、与自身、与命运的争斗与和解，在恐惧与颤栗中丰富和深化心灵维度，在经受力学崇高的震撼中，强健人格。而他的文字，又是如此之美，那生猛与优雅相辅相成的诗意，时时处处都在灵光四射。读赵兰振的作品，你会忘记是作线性阅读，你觉得自己置身的是一个多维的空间，身前身后的意境，已经不是文字符号所激发出的记忆图像，而是出现在你身边让你感动让你陶醉让你震惊的情景与情态，你甚至忽略了他的文字魔力，只能看见和听见一组组意象犹如雨后山泉喷涌而出。

我苦苦思索赵兰振的叙述语言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魅力？试图分析他的语言结构和修辞技巧，可只要面对屏幕，读不了几行，就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为了理解他的叙述功夫，我把他的《传说青草》进行一句句肢解，把不同的修辞方式转化成不同的颜色，然后再冷静地分析其中的奥妙。利用这种方法，我不再是赵兰振的俘虏，勉强悟出了他的用语策略。

语言作为表达作家心智和客观世界的载体，应该是浑然一体的。可是，许多人总把形式与内容分开，把语言与意蕴剥离，形成两张皮式的思维。而我们所要表现的社会生活，又被主流意识所扭曲、变形、脱水、简化，在构思作品时，还要想着必须符合某种范式和需要，以背离艺术真实的预设将榨去生命汁液的素材进行病态组合，再用虚伪的情感无病呻吟地还原，使用的语言是现成的，僵硬的，虚假的，空洞的，作秀的。这样，从积累（有人是临时采集）素材到选取素材，从运思到表达，每一步都背离着文学的真谛，你怎能从心中流出真正属于文学的语汇呢？

赵兰振首先把握准了文学的方向，他用创造性想象重新分配和组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真实地表现人的生命状态。他不屑编故事，因为他知道，再高明的故事，都走不出那些有限的原型。200多年前的约翰逊博士就说过，小说仅有几种情节。最近，批评家布克又作了一项研究，认为故事情节只有七种，分别是从赤贫到富有类、探险类、奇遇类、喜剧类、悲剧类，重生类、打败怪物类。仔细想想，从小说到神话，从史诗到今天的电影、电视，都没超出这七个模式。编故事，注定了你走不出已有的模式，而写生活，写人的生存、生命状态，则永远不会重复。当然，写生活也存在一个危险，那就是可能导致只写常规，缺乏意义。

我们用不着为赵兰振担心，他不是常人，他笔下的生活常态，全是人类命运的隐喻。我在阅读赵兰振对世界的诗性理解和对生活的神思妙悟时，曾经反复推想他写作时的精神运行、情感状态和思维方式。我时而觉得赵兰振天生就是一个充满诗性的人，诗性的心理结构使他用特殊的方式感知世界和表达世界。可是，他那十几年外科医生是怎么当的呢？他用什么样的语体书写病历呢？或许，由于赵兰振天生善良、仁厚，既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然神论者（这从他的《我的小田鼠》、《惊蛰老蛇》和《摸一摸闪电的滋味》中能看得出来），向善的人容易跟美联姻，过渡到诗的境界？这种推想，倒是与他的医生职业没有矛盾，而且还能把福楼拜、契诃夫、布尔加科夫等大师拉来支持这一观点。只是，如果往深处想，就能发现有些以偏盖全，因为，善良与艺术虽有重叠，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何况，那几个早年学医的外国作家，并不是优秀的医生。既然这两种推想都不能成立，我只能求助前人的学说，为“赵兰振现象”找到一个客观的解释。

我想到了法国美学家狄德罗，这个为37卷《百科全书》耗去了21年金色年华的启蒙者，晚年写了《演员奇谈》的系列文章。他以阅尽人间春色的法眼，看透了性情演员和非性情演员的区别。他认为，凭性情表演的演员，只有当剧中人的性情与演员的性情及当时的情绪完全吻合时，才能表演得出神入化，而在多数情况下是把握不住火候的。而另一种演员的表演凭思索，凭对人性的钻研，他在表演时，始终是一个旁观者，他的一招一式，都事先在头脑中衡量过，配合过，优化过，他并不进入角色，却比进入了角色更能颠倒众生。而且，其表演能够做到始终如一，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做得同样完美。狄德罗由此得出结论：大诗人、大演员，都有丰富的想像力，高超的判断力，精细的处理事物的机智，准确的鉴赏力以及表现艺术表象的能力。他们是世上最不易动感情的人。他们在同等程度上适合做许许多多事情，他们专心致志地观察、认识和摹仿外界，所以他们自己内心深处不会受到强烈的触动。

狄德罗的这一分析，已经被学界所认同。把表演学说引申到小说创作领域，虽然稍显生硬，但大致上可以解释不同作家的心理结构与艺术成就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从狄德罗对艺术表演的分析中找到了认识赵兰振的一把钥匙。

当然，这把钥匙不是完全合适。我不敢相信赵兰振沉浸在写作之中时会是完全冷静的，不动感情的。我只能推测，他的创作是在智性和情感相互激发中运行的，他在选择材料，在立意和谋篇时，肯定是冷静的，他要想到天道，想到人性的善恶，想到艺术使命，想到典型与类型的关系，想到结构的匀称。一旦运思成型，他的情感因素就占了上风，他就把自己构想出来的形象当成鲜活的生命，不仅能看见它，感觉它，而且为之动情。这时候，赵兰振就变成了“性情演员”，吐出了感天动地的诗性文字。

我不敢预测，在一个追求时尚、追求刺激、美感麻木的社会氛围里，赵兰振的小说有多少读者。但他的创作对于我的意义，无论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在此之前，我虽然苦苦思索小说创作的策略与技巧，试图从自己领地中突围，但一直没有迈出关键性的一步。读了赵兰振的小说，我猛然醒悟，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此前，这句话我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分量。现在，我再写小说时，已不再“得意忘言”。可以说，在我寻求蜕变和羽化的关键时期，赵兰振无意地点化了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许多人靠出身、靠机遇，享受了当时还很稀少的文学资源，占据了文学舞台，阴差阳错地成了名家。这样的成功，只能说是“人助”，如果别人也能拥有此等条件，同样会成为作家。现在，成就作家的环境越来越恶劣，一个享受不到外在优惠条件的文学追求者，想冲破“马太效应”，占领名家据守的领地，已相当困难！谁都知道，生长在山顶上的小草虽然羸弱，但压在山下的肥壮新芽想顶开岩层取代小草的位置，只能依靠天助。

我感到空气中有了弥漫的暖意。抬头看天，云隙间隐隐地透出蔚蓝。和煦的西南风，送来一拨又一拨的早春信息。放眼远方，淡紫色的冬阳已在浩瀚的雪野上酣畅地铺开。

新雪开始融化，春水从四面八方流进这个可能是南塘的水域。我看着这塘荡漾的春水，看着水中的日影天光，想起了“人助不如天助”的古语，觉得这次文学中原之旅，来得正是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