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林/杨传珍:撒向人间都是爱
(2009-12-09 19: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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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撒向人间都是爱
——猜想王鼎钧写作《随缘破密》的动机
胡小林 杨传珍
胡小林:今天我们交流《随缘破密》的阅读心得。以平常心作私人式的交谈,不要像以前那样正规。
杨传珍:那就从文本入手,猜想作者写作《随缘破密》的动机好不好?
胡小林: 王鼎钧先生总体上是阳光型作家,他和鲁迅,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指向的两极:爱和恨、宽容和批判、建设和摧毁。王氏的“人生三书”(《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就是要建构积极进取、健康向上、充满善意、勇敢智慧的人格,他的艺术散文如《情人眼》、《碎琉璃》、《左心房漩涡》等,同样体现了“尽善美、参化育”的理念。可是,到了《随缘破密》这部著作,先生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世界的另一面,用李宜涯的话来说,“看时但觉冷汗直流,心惊胆寒,觉得这本书迥异于鼎公的一贯风格,他无情地将人心看透,冷酷的将世情点破。”
杨传珍:这本书成稿于1989年。查鼎公的创作年表,知道《随缘破密》写于第一部回忆录《昨天的云》之前。王鼎钧先生至今已经出版了39部著作,我想,作者自己最为看重的作品,除了《碎琉璃》、《左心房漩涡》之外,应该是他的四卷回忆录了。在《昨天的云》自序里,王鼎钧先生说,这“最后一本书”,是要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而事实上,已经问世的前三卷(分别是《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除了“为情义立传”,还从本质上展示了古老的华夏文明急剧转型的悲壮景观,成为以个人回忆录弥补正史不足的珍贵文献。我猜想,正是因为他对回忆录的看重,所以在落笔之前,要把全部的心事卸下来,轻装上阵,以便集中精力完成这部四卷本的巨著。
胡小林:这只是一个方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作者藉《随缘破密》完成另一个历史使命。
杨传珍:什么使命?
胡小林:小的方面,是为后来者在前进的路上指出哪里有陷阱、何处是雷区,以实现“他受过的苦,后人不必再受”的人生理想。大的方面,王鼎钧先生要以这样一本独特的书,重构民族人格,让驶入惊涛骇浪的航船不致沉没。
杨传珍: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文中却不时流露出作者饱受伤害的人生际遇。
胡小林:作者对某些个案进行分析的时候,虽然难以躲开自己痛彻心肺的经历,却没有发泄牢骚,完全跳出了个人恩怨。对那些具体事例,作者采取高度抽象的方式作了升华,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再以艺术灵性进行还原,把经验和智慧演绎成鲜活的形象,成为跨越时空、超越语境的艺术品。作者这样处理刻骨铭心的亲历,我想不仅是为了避嫌,而是要给这些材料赋予新质,使之成为新的生命体,从生活走向哲学,实现生活素材的结晶式转化。
杨传珍:王鼎钧先生虽然出生于民国14年(公元1925年),由于特殊的家学背景,他领略了封建社会的流风余韵,接触了旧文化传统中最优秀的精华,可以说,悠久的中华文明是他的精神基座;先生是基督徒,佛经读者,饱受离乱之苦不改信望爱的初衷,使他拥有了世界公民的胸怀与眼界。具备了这样的文化人格,无论是咀嚼自己的经历还是思考人类的未来,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纳入人类文明史的广阔时空,以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立言”。
胡小林:传统的价值体系,破坏易,修复难,注入有生命力的新质更加困难。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各种福祉的同时,还放大着恶。这意味着,天心与人意合力创造的价值体系,有可能在短期内崩溃。想捂住科技文明副作用的潘多拉盒子,现在为时已晚。唯一的应对措施,是提高人类的精神免疫力,不是躲避而是面对道德恶魔。王鼎钧先生的《随缘破密》,打开的是另一种盒子,他让读者看到的恶魔典型,相当于从实验室里拿出来的“灭活疫苗”,没有了破坏力,却能提高人群的免疫力。
杨传珍:王先生解剖了一个个老板。这些老板,既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又代表了人类共同罪恶的原型。在这本书里,作者早年经营小说的拿手好戏得以施展,他用锋利无比的笔,把刻意伤害、厮咬、腐蚀、毁灭人性的伎俩彻底挑开,把那些醉心于阴谋的老板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作者戳穿了靠邪恶安身立命者的保护色,使受过伤害的读者悟出了恶的基因,使面临伤害的读者加强了警觉,也使准备伤害的老板收敛了恶意。可以说,《随缘破密》抄了阴谋家的后路,用釜底抽薪的方式,遏制了恶的泛滥,保护了美德这笔脆弱的遗产。
胡小林:《随缘破密》对人性恶的揭示,看似无情,实际上是作者对世道人心满怀希望、对人类抱以大爱的昭示。绝望者和恨世者把世界当作垃圾场,只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才有拯救世道人心的激情。
杨传珍:时代的剧烈震荡,强加给作者难以忍受的心灵伤害,靠着坚强的毅力和宽广的胸怀,先生不仅没被这些伤害击倒,反而在化解痛苦的过程中,看透了世态人情。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荀子,这个在王鼎钧家乡做过十几年兰陵令的战国思想家。他们两人都生逢乱世,都是在夹缝里求发展。可是最后,王鼎钧变得越发善良方正、高贵儒雅,而荀子却成为一个察言观色的实用主义者,他以冷眼看世界,严酷无情地分析王道与霸道、君道与臣道,探讨怎样在圣君、明君、庸君、昏君、暴君手下做官,看似为了求生存,实乃以轻蔑的心态剖析礼崩乐坏的君臣关系,骨子里没有半点敬畏,也没有想想这样的“立言”对后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胡小林:在荀子的培育之下,韩非、李斯两个专制之父从兰陵毕业,服务秦国,自此,中国的专制政治由草创阶段步入体系化阶段。在这个意义上,两千年的皇权专制,不能说没有荀子的责任。
杨传珍:早在十几岁的时候,王鼎钧先生就想阅读《荀子》一书,他的启蒙老师不许,理由是“荀子不是圣人”。直到经历了人生的大寒大热,建立了自己的“前理解”体系之后,王鼎钧才得以阅读这部充满着实用主义智慧的著作。我想,这个时候,王先生可能就提醒自己,要和这位披着儒学外衣的谋略家拉开距离。
胡小林:对王鼎钧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没有资格下结论。但是,我敢说,他的作品,能够放置到人类文明史的长河里衡量。在《随缘破密》中,王鼎钧先生对大奸大恶的剖析,处处见出作者对整个世道人心高度负责的境界,他让人正视了世间的阴谋与罪恶之后,不畏惧,不绝望,不效法,不欣赏,让人敬畏自然而不游戏人生,顺应天道而不屈从命运。
杨传珍: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知识即权力,话语权对人的认知范式和生活态度构成潜在影响。王鼎钧在《随缘破密》里,以普世之心,把那些恶意和善意、刻意和无意的谎言一个个揭穿,还原了历史真相,其意义远远超越求真本身。作者让人看清许多历史真相的同时,修正了虚假的历史图景,使得人们走出历史幻象,幡然省悟,消解了引人走进误区的话语权。这样的修为和功德,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
胡小林:把历史事实书写成历史文本,没有纯粹客观的“零度写作”,作者的立场必然体现在书写当中。我认为,解释历史有三种立场:霸权立场、对话立场、颠覆立场。史家在从属群体的离心力和统治群体的整合力面前,以自己的学养和良知分配笔墨。令人敬佩的是,王先生无论对强人还是弱者,都不带偏见;他评价是非,不是站在“正义者”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谴责,而像是慈祥的爷爷对两个争抢糖果的孙子耐心裁决。这种超越善恶却又正视善恶的态度,体现的正是王鼎钧先生对国家、社会和整个人类的爱。他清醒地看到了社会转型期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也看到了某些人不惜代价通吃全盘。作为一个靠书写谋生的知识分子,他知道没有比批判传统弊端更容易的事情了,可是,这位“海外中国人的良心”慎用自己的话语权,只要有一分可能,他都要维护已有的道德体系。精神的航船穿孔了,他不惜透支生命潜能,极力修补,不愿看到翻沉之后重构前途未卜的新舟。
杨传珍: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渐变式改良都要比断裂式突变有益于人类。突变意味着道德彻底失序,利益关系重组。大乱之中,当然有得益者,但更多的人会沦为精神的和物质的赤贫。一座古老的大厦,能在朝夕之间推倒,重新构筑符合亿万人群利益的新体系,则要很长时间。也许,旧的价值体系一旦倒塌,人类从此就挣扎在精神荒原之中。
胡小林:生活在农业社会的人,在人性层面上和今人大同小异,同样争名逐利,你死我活。但是,有神论赋予了他们诸多禁忌,还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制约,个人力量面对大千世界的无奈,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人性恶的释放。当今社会,人们经历了破除迷信运动的残酷洗礼,思想过度解放,不再敬畏天道,传统禁忌被当成笑料,而异地创业又消解了人际背景,科学技术放大了个体的能力。这样一来,不仅作恶变得司空见惯,而且小恶随时都能够膨胀为大恶。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学校教育也想为匡正世风、规范道德做出努力。可是,由于教育追求社会正面价值的表达,教育者向学生灌输的都是部分事实。这看似善意的正面引导,其实是“善意的欺骗”,其结果,把一部分孩子培养成缺乏免疫力的温室花朵,把另一部分变成两面派。前者一旦走进社会、步入江湖,不是先摔倒再爬起,就是发现了欺骗之后再也不相信正面教育;后者则披着正统的外衣,用最优美的修辞手段,不计后果地疯狂掠夺,游戏人生,毒害社会。这种人,只有眼前利害,没有良心上的是非,更谈不上长远计议。与之打交道的人,不是他的对等伙伴,只是棋子和炮灰。王鼎钧先生展示的世界真相,让我们回到人性和事物的本质,这是对当今和未来负责的大关爱。
杨传珍:王鼎钧先生是精神领域的酿酒大师,他的文章,不仅追求思想的深刻,而且追求壮阔之美。这样,当文章完成了社会学层面的历史使命,后世读者只去寻求美感价值的时候,他的文章依然光彩夺目。这部《随缘破密》的社会使命,从大的方面讲,是挽救人类价值体系,具体来说,是在“人生三书”的基础上,深度推进人格工程,启发后来者在面对凶险时,以智慧和胸襟趋利避害,成就自己的同时,造福社会,修复道德。抛开这些社会价值,就文章本身而言,仍是美不胜收的佳构。我在初次阅读时,被排山倒海的信息量和石破天惊的思想击懵了,根本没法思考布局和语言的妙处,通过一遍遍细读,直到把文中的思想熟记在心,不再感到思想冲击时,才注意到这是一部可供写作者临摹的新文体。
胡小林:作为一个从事人文学科教育的大学教授,且到了耳顺之年,我以为自己不会再被一本书影响处世态度了。可是,《随缘破密》却撼动了我的心灵。读了这本书,我这本来就不硬的心肠,变得更软了。在领略了先生对一宗宗自伤与他伤、害人与害己、捉弄与背叛的案例分析之后,我觉得整个人类都渴望远离伤害,而伤害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每一个人。人类应该轻装上阵,单纯地活着,把复杂的心智用于创造和艺术欣赏,享受颠峰体验,而不是为了可怜的私利斗智斗勇,耍弄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