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与担当

——从《孤独的眼镜》看龚鹏程的入世情怀

杨传珍

《孤独的眼睛》是 龚鹏程先生游访曲阜少昊陵的学术式游记。在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文章里，作者记述了自己两次游访少昊陵的所见所思，并由东方少昊氏的鸟图腾联想到西方夏民族的蛇图腾，对半信史时期的中华文明作了简要梳理。再由少昊陵的三角形金字塔构式，引出近年来在新疆阿尔泰山中发现的相似陵墓，以无可争议的论述，否决了此乃成吉思汗陵的猜测。随后，将读者的目光引到古希腊，对一本名为《独目人》的叙事史诗进行解读，从语义学入手，得出“独目人”即“孤独的守望者”称谓的结论。最后，牵出《山海经》、《淮南子》等中国典籍，对困惑学界多年的“一目人”记载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把这篇文章读了两遍，从结构和文气上推想作者行文时的立意，觉得龚鹏程写作此文，并没想着藉此破解开“一目人”的千古之谜，而是暗示读者，在浑浑噩噩的天地之间，还有“孤独的守望者”。

同时，《孤独的眼镜》也是龚鹏程一本游记的书名。作者用这个篇名作书名，是耐人寻味的。

龚鹏程是才、学、识都达到相当高度的文化学者，他不仅徜徉书海，而且足迹遍及神州大地。因为有着深厚的学养和清醒的比较视野，每到一处，他看到的不仅是当下的有形面貌，还能穿越时间隧道，看到人事物情的变迁。在对那些湮灭的古迹报以无奈叹息的同时，对借助社会力量肆意破坏祖宗基业的愚蠢行为，以舍我其谁的气度，发出声震寰宇的谴责。身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维护者，龚鹏程的“兴灭继绝”不像新儒家那样感情用事，而是站在超越传统与未来、俯瞰东方与西方的高度，理性审视一个文明形态被人为破坏的场景。由于他的发现来自学识支撑的理性，其痛苦就难以消退，一个把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家园的“文侠”，在痛心疾首之余，除了以笔为武器再也没有了其他选择。

人生识字忧患史。生活在特殊精神氛围里的人，感受到的痛苦是与学养见识成正比的，龚鹏程的国学根底丰厚，且有西方人文底蕴为参照，他知道历经千万年发育的中华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学者，一旦对某种现象投去关注的目光，总要将此纳入大系统里进行思考。更重要的，他博闻强记，对建筑、音乐、服饰、饮食、旅游、书画、考古……等领域的源流有着精深研究，许多东西，能够知道所以然。当某些机构或有身份的人受利益驱动，或者因为无知而进行大肆破坏、造假时，想装糊涂都糊涂不来的龚鹏程，思考的已经不是当下的利害得失，而是作为文化载体的民族遗产被破坏的同时，还伴随着良知的泯灭。由于他对自私愚蠢行为的久远效应看得比常人要远，因而在呼吁、谴责的同时，时刻提醒自己慎动感情，以学者身份辨析真伪，把真相告诉人们。尤为可贵的是，他以自己丰富的根系，把传统文化深处的营养吸收上来，化作文化常识，进行回归式启蒙。

在中国文学史上，游记作为散文的一个分支，辉煌了千万年，是继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之后，文学成就和学术成就最高的一种文体。可是，散文沦为“文艺战线的轻骑兵”之后，游记已经成为合法撒谎的文体。时至今日，某些“笔会”，仍然是廉价购买宣传文字的闹剧。那些在家中坐腻了的“专业作家”，被请到某个地方，大饱口福之后，根据东道主的暗示，好话好说，什么“义理、考据、辞章”，什么文士的良知，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以至有些作家成为华丽垃圾的制造者，游记散文走向堕落。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认为，在社会转型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般会承担两种使命，一是极力保存传统文明的优秀成分，使文明不致断裂。二是充当新文明的变压器，使外来文明能够适应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接受习惯，完成文明的移植和转型，推动社会进步。龚鹏程先生是一位唯美主义的入世者，过度的清醒使他有些违背风尚，他每到一处，总是不合时宜地发现规划者、管理者、解说者的急功近利与违背常识，撰文时又不知留情，令人难堪。可是，如果我们走出浑浑噩噩的思维惯性，回到常识，复活心疼民族利益的良知，就能体会到龚鹏程孤独守望祖宗基业、勇敢担当补天者的悲壮情怀。在这个意义上，《孤独的眼睛》是一本人文学者的入世游记，这本书应该成为各级文化、旅游官员的必读教材。

注：《孤独的眼镜》，九歌出版社，2005年11月10日台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