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稿子署你的名字吗？”当我在曼谷的夜晚里写下《真相》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们的总编刘晓新如此问我。我知道他的意思，当你去试图擦掉一滩污迹的时候，自己的身上难免不被溅上污点。

    王军在他博客上的回应在我的意料之中，当我乘机返回的北京时，我的手机短信上显示王军曾经给我打过电话。我很希望在他的回应上能够出现一些我没能了解到的事实，但可惜没有。通篇只有谩骂。很多人告诉我不要回应，因为不值得。我个人从来不是一个温和的人，当有人打我的左脸时，我的选择是痛击他的右脸。所以当对方把一种正常的新闻报道上升到对个人的人身攻击时，我的选择只有回击。

    如泼妇般的骂街我不会，我只能再写出一些事实来，让大家去判断谁无耻？

    事实一：国青队首战获胜后的第二天，我们几名记者和看球回来的贾秀全一起在餐厅吃自助餐。王军向贾秀全说：“贾导，你在赛后接受采访了吗？”贾表示否认之后，王军说：“打完比赛之后网上就出现了你说的话，这些人真能编！”那么王军自己是怎么做的呢？就在打完约旦队比赛结束后第二天的《体坛周报》上，王军在“散伙饭”这篇稿子里如在现场般地写下“贾秀全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吃饭，没人走过去和他一起吃饭，大家都不敢触怒主教练”以烘托贾秀全“众叛亲离”的形象。对不起，当时我和另外一个记者正在现场，与贾秀全同桌吃饭的有10个人，贾几乎是那个桌上说话最多的一个人。其实略微“编造”一下这样细节在圈内是一公开的秘密，算不上无耻的范畴。只是当一个人怒斥别人“编造”时义正辞严，自己“编造”起来却如鱼得水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无耻？

    事实二：在《真相》里我没有写出的一些东西，现在可以说说了。在殴记那个夜晚里，王军和他所在的《体坛周报》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报道这件事？当天晚上发生在国青队官员和《体坛周报》后方的对话到底说了什么？王军本人和《体坛周报》给国青队做出了什么样的承诺？王军比我更清楚。这些问号的答案涉及到媒体之间的隐私，先不说为罢。王军说贾秀全是一只过街老鼠，这似乎能说明为什么他们要在此时伸拳喊打了。我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对于落井之人跳下去救的勇气是没有的，同样也没有勇气向井里扔一块砖头。只是当一个人可以毫无忌惮地背叛自己的诺言，在别人摔倒的时候毫无忌惮地踏上一只脚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无耻？

    事实三：一些网友批评的对，在“殴记”事件发生之后，没能在第一时间把新闻见诸于我们的报纸是我此次亚青赛报道最大的失败。王军指责我在8天之后再说出真相，那是因为有人在7天之后试图用一些被阉割了的细节去误导大家。一年零四个月之前的巴特基辛根，我也曾经写出来过类似的真相。当时《体坛周报》的前线记者试图用他们的报道让国内的人们相信克劳琛是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不适合带队再参加世青赛，所以我写了《巴特基兴根调查》这样一个迟到的事实。恕我手懒，因为当时两家报纸的相关报道只要你有兴趣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我唯一要引用的一点是，在世青赛首战胜利之后，出现在《体坛》上的报道是，队员们说这是“贾导战术成功的效果，是中方教练组指挥的胜利。”这样的报道见仁见智。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仅仅是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克劳琛却成为了《体坛》用来攻击贾秀全的驳克枪？难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两个人的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是贾秀全砸了克劳琛的饭碗吗？如果不是有人在世青赛前后坚持不懈地攻击这个老头，现在中国国奥队的主教练是杜伊还是克劳琛？只要能够为一己私利所用，就不惜颠倒黑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无耻？

    为了不让这篇文章出现太多的无耻，现在说点与无耻无关的话。冉雄飞在文章里说起《足球》报掀起了媒体战争，放走了贾秀全这个真凶。这个观点我只能同意四分之一。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真凶确实被放走了，但绝不是贾秀全，大家心里也有数。为什么《体坛周报》在国青失利后的第一时间不将枪口对准真凶，而对准贾秀全？为什么在一支青年队失利之后他的主教练会受到“史无前例”到人身攻击程度的批评？我与我所供职的《足球》报正是不希望有人以这种文革式的“谩骂”而转移了寻找真凶的注意力，才一起写出了周四那期文字的。如果大家不仅仅是集中在《真相》这篇文章上，会更理解我们的苦心。

    再回到王军的身上，他将我称为朋友，并称朋友间不说朋友的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为报纸写稿为公，朋友之交为私，自我从业那天起，没有一个前辈教过我可以因私而废公！在球场之上，我也从未看见过哪支球队的球员因为对手当中有自己的朋友就拒绝出场。

    王军送给我的“无耻”二字我不敢消受，原封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