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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学者甘当“新娘”,尽管只是挂个虚职,对所挂的职位也是“情有独钟”,这种现象究竟是好是坏,暂时不好定论。依笔者之见,挂职学者何以兼善天下,这也许是作为“婆家”的政府和作为“娘家”的高校都不能忽视的问题。
选拔学者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应该是我们的发明。这个发明,其出发点不能说错。社会治理,离不开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现行的官员选拔制度,更多是组织部门这个“婆婆”兼“红娘”一手操办。脱离群众,使得官员对上司负责而不是对民众负责。这种官员选拔制度的弊端,早已不言自明。组织部门从大学挑选学者到政府部门挂职锻炼,一来可以给官场注入一些鲜活的血液,二来可以减少舆论对官员任命制度的批评。这种做法,肯定比单纯的干部系统选拔官员有所改进。至于其实际效果,看看挂职锻炼的岗位都是虚职,就知道组织部门骨子里对这些挂职锻炼的学者缺乏起码的信任感。说得难听点,就是弄几个“花瓶官员”当摆设,谁若当真,下辈子就再也没有挂职锻炼的机会了。
即便组织部门真的信任挂职锻炼,挂职单位领导也很大度让权,挂职的学者能否堪当重任,同样是个未知数。官员的职业化,从一个侧面表明,单纯的学者未必适合从事政务职业。一个院士,一个教授,他所擅长的只是其个人学术领域的东西。离开这个领域,其智商未必就能保持同等的优势。从政需要专门的知识,需要大量的时间,需要高度的社会感。假如不能同时满足这三个要素,不要说挂职者,即便是正统的官员,照样可能是欺世盗名。可见,挂职锻炼的学者若要兼善天下,难度之大,绝非组织部门所能想象的。北京市选调的这个几位挂职学者,他们的职称和资历也许合格,至于兼善天下的抱负能否实现,需要历史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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