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呼告求救，乃人之本能，无可厚非。然而，语言天生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又往往造成许多理解上的多义。刚刚过去的汶川大地震中，就有一句呼救语引发热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则新闻。

“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近日，《南方周末》在22日《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一文里提到，5月14日，在救援队来到北川县委大楼勘察时，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同凯发出了如上呼救。话语简短，且看似平常，但在网友眼中却折射出了“史上最牛官腔”。（《新快报》2008年5月25日）

救援的部队说，他们救人，没有区域责任，“全凭良心救人”。可见，平等地尊重每一个遇危的生命，是此次救援的宗旨。换言之，不管张同凯喊的是“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还是“救救我”、“救命啊”，其效果是一样。正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这句“我是张书记”才成为典型的标记语。

该如何客观评说张同凯的这句呼救语？撇开社会和道德的因素，从语用学的角度解读，也许更为公允。

任何语言，都以交际为目的。交际的目的，在于表达某种意愿，实现某种效果。危难关头，向外界呼救，也不例外。从语言的组构上看，“救救我”三个字，足以完成语言的交际功能，而“我是张书记”，则是后缀性语言。尤其在被困两天以后，身体虚弱，从身体能量节约的角度考虑，更应当保存精力，避免体能消耗。所以，“我是张书记”这五个字，不具有直接的交际意义。

不过，每个说话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组织自己的语言，以达到自认为最佳的传播效果。当时的这位张书记，想必也是如此。在他看来，只喊“救救我”三个字，可能引不起救援者的注意力（他可能不清楚县委大楼里究竟同时有多少人被压在废墟里）。而补充上“我是张书记”，则可以起到强调的作用。这种语言逻辑的发出者，很可能以为救援者不管是自己单位的人还是外面的人，救援的程序是本着职位高低有个先后顺序。自报家门亮出自己的职务身份，容易引起救援者的重视，确保自己早点脱离险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救救我，我是张书记”，则是最完备的呼救语，是在对救援者传递一种无形的指令：如果延误了抢救我的时间，你们是要担负一定责任的。“明显是他认为表明自己不是老百姓的话可以更快的被救出去……书记阿，大官呢。”网上的这个阐释，也是从这个角度展开的。

话语是有灵性的，不仅能起到截然不同的效果，而且折射出人性的本质。仍以遇到危难为例，假如北川县的这位政法委书记身陷险境，也想活命，但想到周围可能还有其他人员被倒塌的楼房围困，喊出“我是张书记，先去救别的人”（是书记？下文呢？他应该喊“你们先去救别人吧，我是书记。”电影里都这么演的），效果可能别是一番情形。起码，这种高风亮节，救援人员不会轻易言听计从，照样实施救援工作。不无遗憾的是，这位政法委书记没有用劝告式的语言去替他人考虑，而是直白地祈求别人优先照顾自己。其话语被当作标本评说，不是没有缘由。“也许说者无心，但大难前才能见识人的真正品质和素养。”一位网友如是说。

言为心声。任何话语，都是可以解读的。张书记颇为“幽默”的求救语，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新闻链接：http://news.sina.com.cn/s/2008-05-25/0151156120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