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上午，中年男子杜仁政爬上广州番禺洛溪大桥护栏，要求警方答应他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索赔条件。警方称，事件使洛溪大桥塞车4小时，车龙约10公里长，约7万辆车次受到影响。据悉，杜仁政将接受罚款以及5-10天的治安拘留。（《信息时报》2006年8月17日）

因为受到某种不公待遇，维权无果，最终不得不以自杀相要挟，被媒体称作“自杀秀”。不是被逼无奈，有谁拿死去“作秀”？恐怕，只有那些被迫“自导自演”自杀者才知道其中的心酸。杜仁政爬上洛溪大桥护栏，以自杀相称，要求警方给他解决久拖不决的交通事故索赔，固然有“刁”的意味，可是，如果番禺交警部门不渎职，还能有他的这个“自杀秀”独幕剧的“现场直播”吗？

听听有些人对杜仁政被迫以自杀请求警方帮他处理问题的议论吧：

“这样以极端方式表达诉求，非常浪费社会资源。”一名警官感叹道。

“要跳就跳！”遭受大塞车的市民火了，这样督催杜仁政。

“这是一种‘劫持大众’的不法行为，一定要严惩！”广州市人大代表朱永平如是说。

世界上既没有无果之因，也没有无因之果。杜仁政的这个所谓“自杀秀”，也是如此。警方为解救杜仁政，“浪费”了其资源，是事实；被塞车耽误了时间的路人作为“受害者”，对自杀者发火，也可以理解。然而，一个人大代表，对此事件，只看到了警方“资源”的宝贵，只看到了自杀行为导致的交通混乱，给自杀者扣上一顶“劫持大众”的帽子，呼吁“严惩”自杀者！这样的人大代表，这样的片面言论，我实在不敢恭维。

作为人大代表，不能从现象看到本质，只能说是智商先天高低的问题。一名称职的人大代表，首先应该以人为本，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场“自杀秀”事件中，谁的利益更根本。不错，假如杜仁政“想跳就跳”，一死了之，该赔偿他的损失，肇事者也不必赔了；他指名道姓要找的那个“李队长”，就此可以“解脱”，不必帮助杜仁政这个受害者解决问题了；那些遭遇堵车的广州、番禺的市民们，也节约了几个小时的时间；警方的“社会资源”，也不必被占用了；人大代表朱永平先生，也不必“义愤填膺”了，试问，杜仁政真的“默默无闻”自杀了，便是警方、过路司机和人大代表三方的“皆大欢喜”？

如果是的话，那才是最大的社会悲剧！假如杜仁政选择干脆利索地死去，则番禺交警部门，以后在遇到需要帮助的杜仁政这样的受害者之时，更不可能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他们的失职、渎职，说不定将逼死更多的“杜仁政”们。杜仁政们不闹，偷偷自杀，社会表面上“和谐”了，但这种和谐，是多么虚伪的和谐，多么脆弱的和谐，也是代价多么之高的“和谐”！

自杀秀不是“劫持大众”，而是将选择自杀的真相告诉大众，其实质是对官僚作风的一种控诉，或者说是曝光。在这里，公众是真相的评判者，是社会的监督者，迫使交警部门给受伤者解决问题。说自杀秀是“劫持大众”的那个人大代表，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代表的“人民”，看来是不包括真正受害群众的。呜呼，个别人大代表本末倒置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