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学生上编辑学课，用了编辑朋友提供的一篇深度报道的作者原稿和见报稿。两天后，一个学生告诉我，那篇原稿是作者从几个地方大段大段摘抄、拼凑的。我建议他以我的名义给编辑写邮件反映。学生的回答是：告密的事，我从来不干，那样要遭报应的。
“告密”，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里，是很卑鄙的行为，不仅人人深恶痛绝，而且告密者据说鲜少有落个好下场的。然而，在现代汉语里，告别还有一个同义词：举报。如果说“告密”属于贬义，注定要遭报应的话，那么，作为中性词的“举报”，其行为施事者，又该是怎样一种结局呢？巧了，在4月21日的媒体上，我轻而易举发现了惊人相似的答案：遭殃。
其一，“禽流感疫情民间举报第一人”乔松举被检察机关指控犯有诈骗罪、敲诈勒索罪，21日，江苏高邮市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他因2005年10月举报安徽天长禽流感疫情而受关注，曾入选2005年度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媒体候选人。
其二，9年来，上海医生陈晓兰因为不懈“打假”招致种种厄运：为“打假”耗去几万元积蓄，并因此被剥夺了工作，如今只能依靠亲友们接济而艰难度日。
其三，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坡池村民因举报村支书非法开采铝土矿，受到野蛮报复。至今还有５人受伤躺在医院，部分人慑于村支书的暴力威胁而流浪在外。
乔松举因为第一个向农业部举报禽流感疫情，这个名噪一时。然而，没几天的工夫，他便从中国英雄变成了“高邮罪人”。4月4日的奥一论坛上，详细披露了这位颇具正义感的青年农民，如何被当地有关部门“制造”成一个“罪人”。
乔松举因为举报家乡的禽流感疫情，据说给当地政府脸上摸黑，一个农民，转眼间变成了一个手眼通天的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而上海的陈晓兰医生呢，九年来不断举报所在医院使用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虽然她没有“敲诈”谁，但单位却“敲诈”了她，下岗受到保护再上岗后，如今不仅下岗了，连生活费也难以领取。再看看河南汝州的那些农民，举报一个村支书，便惨遭暴打，其他人不得不背井离乡，以免遍体鳞伤。莫非，这就是中国现今举报制度的必然结局？有“官方”直接治罪的，有单位自行处分的，更有村干部直接“执法”的。所有这些，虽然打击报复的主体不尽相同，但是，对于举报人而言，竟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不仅在当地“身败名裂”，而且祸及亲朋好友……
也许，这三起举报事件出现在同一天的报纸上，纯属偶然。不过，按照哲学教科书上的说法，任何“偶然”，可都包含着“必然”。何况，仅2006年4月21日的媒体上，相似的“偶然”之因和“必然”之果竟同时验证，难道真的是纯粹的举报遭报复的偶然现象吗？
现在，我倒感激起我的学生对我的“教育”了。以后，是不是我也该告诉所有的学生：看你们以后谁还敢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