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162票；反对0票；弃权1票。”29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新京报》2005年12月30日）
打开30日的媒体，“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之类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不要说今天，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遇到这样的“大赦”法令，同样会欢呼雀跃。积极评价这一举措的意义，顺乎民意，无可厚非。然而，拜读这方面的一些言论，觉得有些过于拔高这项决定了，于史实和现实未必完全吻合，反而缺乏了理性。看待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还是客观加理性为妥。
实事求是地说，今天我们废止农业税，不是历史第一。有些报道，拒绝承认汉代废止过农业税，把清代短暂的废止行为，说成是“昏君”脑子发热的结果，未免有失偏颇。翻阅一些史料，早在汉代，我国就曾废止过农业税。“上复从其（晁错）言，以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史记•文帝纪》：“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田之租税’”；《汉书》卷四《文帝纪》：（十三年）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令廑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通典》也云：文帝十三年，“其除田之租税。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税一。”可见，汉文帝十三年，我国政府就曾经免收过农业租税。说废止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条例，有夸大其词之嫌。
其实，废止农业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税收支撑是不争的事实，不过，税收的前提是经营者有钱可赚。平心而论，凡是在农村长大的人都清楚，除非承包大面积的农田进行规模化种植，否则，单靠人均的那点责任田，是很难赢利的。政府向企业和工商业者征税，征收的是其利润的一部分，而向农民征收农业税，这还不算税外征收的村提留和乡统筹，则是夺取农民的口粮。在一个农业基本上成为微利行业的时代，免收农业税，不过是依据客观事实而已，连个别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能偶尔为之，我们刚刚做到，该向农民道歉才是，而不是要求别人感恩戴德。
再者说，从制度上废止农业税，不等于从根本上消除了加重农民负担的可能性。废止农业税，固然能够减轻农民负担，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发展。但是，要清楚地看到，迄今为止，国家尚未制定相应的措施，足以保证县、乡、村在免收农业税后，庞大的管理经费问题如何解决，包括众多民办教师的工资怎么发放。县乡两级政府财政吃紧，会不会变相向农民伸手，无疑是威胁农村乱收费现象反弹的因素之一。不同步消除这些收费死角，废止农业税的意义岂不是要打折扣了吗？
好制度固然重要，可也不要提防“歪和尚”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