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共词心证古今

——从迦陵的《论词绝句五十首》看其词学思想

 

用韵文形式表达文学思想或进行文学批评是唐宋以来文学批评史上的常见样式。论诗绝句滥觞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以金代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最为著名，开后世以组诗进行系列文学批评的先河。论词的诗在宋代已经出现，如刘克庄有《自题长短句后》，大概算是开了以诗论词的先河。此外，历代文人诗客往往在友朋的文集诗卷首末题写诗词，或者彼此赠答唱和，这除了诗友之间交流赏玩之外，也涉及到作者本人的词学思想。清以后，文人学者继承了用韵文论词的传统，以诗或词的形式论词的现象更为普遍，他们阅读历代词作，或编纂词籍，有所感触，往往用诗词写下心得。因此，论词的诗或者词乃成为词学理论的重要形式，甚至一些著名的论词诗和论词词还成为词论家的代表性的词论文献，成为词学理论的载体，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

迦陵先生有《论词绝句五十首》，陆续写于1982——1986年间，占到作者全部诗词作品的近十分之一，且内容与写法均有别于其它各类诗词，是非常重要的一组绝句诗。

这组论词绝句是为《灵谿词说》而写。上个世纪80年代，迦陵先生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缪钺先生合写《灵谿词说》（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其体例颇有创新，采用了论诗绝句和理论文字相结合的撰写方式，先以绝句综括所论述的要旨，然后再以散文对其中的要旨做详细的说明。“首先以个人读词的心得为主，分别写为韵文形式之论词绝句，内容包括对于词体特质之介绍，对于个别词人之论评，对于单篇词作之赏析，以及对于前人词论之意见，先以绝句综括所欲论述之要旨，然后再以散文作较为详细之说明。”[1]其中，迦陵先生写作17篇文稿，论词绝句50首。

绝句的体式宜于写景抒情，而用于论评说理，亦别具特色。用绝句评词，更是大有可为。在迦陵先生看来，“因为词之为体，原来既最富于精美之意象，也最易于唤起比兴之联想，所以对于词之欣赏，本来就并不宜于只以理性做枯燥之说明，而更重在以感性触发读者之感受及联想。”[2]这确实是诗词创作中的一种特殊的体例，这些绝句诗发表在论文之前，既是独立的创作，又可以作为论述的一部分，形式新颖，涵盖广泛，见解生动。

在古典文学领域，迦陵先生既是创作者，又是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迦陵先生一向既注重中国传统的“传记”和“史观”的观点，如考察作品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生平等方面内容，研讨文体与风格的传承与演进。同时，她也注重“现代”的观点，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如阐释学、解析符号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等，擅长思辨式的分析和说明。她把感性与理性结合，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善于打通古今中外学术理论的隔碍。而这组论词绝句不仅具有直接感发的诗意，其中所涉及的词学理论，对于读者向中国古老根源的探索和向西方现代新潮的追寻，均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一、以中国传统的批评方式论述“词史”以及各家的特色和成就。

1、论及词的起源以及词史的发展。

时人论及词史，乃至文学史，常有“见林不见木”之憾，而迦陵先生以绝句之点续以为词史，庶几见木亦见林，或为其耀目之处。

《灵谿词说》这本书所论述的对象，自敦煌曲子词开始，历晚唐五代两宋金元明迄于晚清的词人和词论，有“词史”的性质。迦陵先生所撰写的17篇文稿从中抽出单独成册时名为《唐宋词名家论稿》，以研讨唐五代两宋的词家为主。迦陵所撰写的50首论词绝句，除去论词之起源的3首，其余47首分别评论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苏轼、秦观、周邦彦、陆游、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16位词家及其作品。

《论词绝句》的前三首是论词之起源的：

 

风诗雅乐久沉冥，六代歌谣亦寝声。里巷胡夷新曲出，遂教词体擅嘉名。

 

唐人留写在敦煌，想象当年做道场。怪底佛经杂艳曲，溯源应许到齐梁。

 

曾题名字号诗余，叠唱声辞体自殊。谁谱新歌长短句，南朝乐府肇胎初。

 

这里提到几个关键词：风诗、雅乐、六代歌谣、胡夷新曲、敦煌、佛经、艳曲、齐梁、诗余、长短句、南朝乐府，都与词的发展史密切相关。诗中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首主要从词与传统音乐的关系谈。“风诗”指的是《诗经》中“国风”那类作品，代指具有音乐性质的传统的诗歌创作。“雅乐”是政府有关机构所制定的庙堂音乐。“六代歌谣”大致是指东吴、东晋、南朝这300年间江南一带的乐府民歌。这些传统的与音乐关联的诗歌创作都衰落了。而“胡夷里巷之曲”则是流传于民间的少数民族曲调。“唐代的音乐，实在可以说是一个集南北汉胡多种音乐之大成的音乐，而‘词’就正是自隋代以来伴随着这种新兴的音乐之演变而兴起的、为配合此种音乐之曲调而填写的歌词。”[3]

第二首主要从词与宗教的关系谈。在敦煌写卷中保存的曲子有不少是佛教僧徒所抄录的，而且这些曲文往往与佛经（典籍或者歌偈）抄写在一起。另外，僧徒们自己也参与俗曲（艳曲）的创作。据迦陵先生考证，“齐、梁之际的僧人，既精于音律，且常参与歌曲之制作。”[4]再有，宗教音乐对于俗曲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第三首主要是否定了两种流行的说法。一个是对所谓“诗余”说法予以否定，认为“词与诗之关系，最多只能说是兄弟之关系，而并非父子之关系，将‘词’目为‘诗’之‘余’，以为其完全由齐言蜕化而来之说，则是并不可信的。”[5]另外，还对于词滥觞于南朝乐府的说法予以否定。

这三首诗，对于词之起源有明确的认识，并厘清了几种关系，通过简练的诗句进行了表述。

此外，迦陵先生极具创见地将词史的发展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三个阶段，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予以合理概括。正因为传统词学没有对这三类不同性质的词做出精微的分辨，所以才产生了许多误解。张惠言以评赏赋化之词的观点评赏歌辞之词；王国维以评赏歌辞之词的态度评赏赋化之词，均不得门径。对于词史发展的认识，可以解决众多困惑已久的词学问题。

迦陵先生认为在词的嬗变过程中，相对于“花间词”，有三次大的转变，认为柳永、苏轼、周邦彦则分别是转变时期的关键人物。一次是柳永的长调慢词对“花间”派令词语言上的转变，一次是苏轼自抒襟抱的诗化之词对“花间”内容的转变，再一次是周邦彦的赋化之词对“花间”写作方式的转变。她认为“歌辞之词”当以早期《花间集》中的作品为代表，继而柳永以长调写艳词，因其刻露铺陈而显得浅薄，于是作为天才诗人的苏轼就有心把词的意境提高和拓广，大量创作“诗化之词”，但是这种创作很快凸现出其弊病，于是“思力独绝千古”的周邦彦又变换了手法创作慢词，这就是重在铺陈和用意的“赋化之词”。

在这组诗中，原有四首论柳永词，而后作者曾将原诗的第三、四首改写为一首，后两句是：“总被后人称‘腻柳’，岂知词境拓东坡？”说的就是柳永在第一次嬗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柳词中所具有的开拓性的特质被苏轼吸收并扩大，“而为中国的词开拓出一片前所未有的广阔的天地。”[6]而且，柳永“不减唐人高处在，萧萧暮雨洒江天”；“受尽世人青白眼，只缘填有乐工词”。“柳永虽曾受有淫靡鄙下之讥，但他在中国词之发展史中，实在是一位极值得重视的作者，无论在形式方面或内容方面，都曾经对后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评论柳词时，所决不该不加以注意的。”[7]

而对于苏轼词的论句则有：“小词余力开新境，千古豪苏擅胜场。”苏轼不仅为小词的写作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更是使“诗化之词”达到一种纯熟的境界。

对于周邦彦的论句有：“不矜感发矜思力，结北开南是此人。”周词注重思力的安排，使词更加明显具有“赋化”的倾向。唐五代北宋的小词多直接的感发，“柳、苏二家，虽也有长调之作，但基本上却仍是以自然感发为主，而并不是以思索安排为主的。直到周邦彦的出现，这种词风才有了巨大的改变，把用思力的安排取代了自然的感发，而使宋代的词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8]

词史的发展与当时众多词家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迦陵先生在论词绝句中分别有述，点面结合，详略有当。

2、以“知人论世”的态度论及各家特色。

除了对中国传统“史观”的把握，迦陵先生还善于“知人论世”，在考察作者身世和创作背景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评赏作家作品。“读其诗，诵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

同是“歌辞之词”的代表作者，温庭筠、韦庄、冯延巳，其作品的特色各有分别。温庭筠以客观描写居多，韦庄偏于主观。而且就韦庄在唐王朝灭亡之后仕西蜀的处境而言，韦庄的词更具含了“双重语境”的特色，在论词绝句中，迦陵写道：“吟到洛阳春好句，斜晖凝恨为何人？”暗示韦庄在词中既是怀念洛阳的美人，同时兼有故国之思。

冯延巳的词也具有双重语境，他在不经意之中流露出来的忧患意识使他的词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感情的境界”。“在偏安一隅的南唐小环境里边，他暂时还可以听歌看舞，他还可以在酒宴上给那些当时流行的音乐填写歌辞；可是大环境已经是北方的北周势力日益强大，南唐危亡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因此，他的词里边就流露出这样一种忧危念乱的感慨，或者说是一种‘忧患意识’”。[9]在论词绝句中，迦陵写道：“难比正中堂庑大，静安于此识豪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迦陵先生认为“其言实为有见。”[10]迦陵还在论词绝句中这样评论冯延巳：“若从词史论勋业，功在江西一脉流。”北宋初期江西籍的晏殊和欧阳修都受到冯延巳的很大影响，可见冯延巳之功不可没。

对于李煜，一般论者都认为他的词分为前、后两期，风格和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别。而迦陵则认为：“莫道后先风格异，真情无改是词心。”无论李煜的作品在前期和后期有多么大的分别，他都是凭着一颗赤子之心抒写着自己真实的感情。而李煜对“诗化之词”的影响，是对于词之发展的一大突破，迦陵认为：“小令能传家国恨，不教词境囿花间。”“其真正的成就，则为外表情事以外之一种艺术表达之手法与境界。”[11]

在论及晏几道的词作时，对于小晏的身世与为人，乃至其对于官场的态度，迦陵先生是极为关注的。

 

艳曲争传绝妙词，酒酣狂草付诸儿。谁知小白长红事，曾向春风感不支。

 

晏小山为什么要写这些听歌看舞的艳词？他的词与《花间集》有什么不同？他在词史上的地位如何？迦陵在这里提到“小白长红事”，是赵令畤《侯鲭录》记载的一个故事，宋神宗的时候，晏几道的朋友郑侠因为对王安石新法不满而上书，下狱之后被抄家，当局试图通过抄家发现郑侠交结的同党，结果在郑侠家里找到晏小山的一首诗：“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迦陵在文章中不仅分析了这首七绝的写作背景，还分析了另外一首《观画目送飞雁手提白鱼》的七律，认为晏几道内心是关心国事的，而且对于政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的艳词“颇有藉诗酒风流自遣的有托而逃的意味”。[12]

此外，迦陵还把晏几道和李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对比，“一样纯情兼锐感，叔原何似李重光？”也多及二人的身世经历。

在所论及的16位唐宋词名家中，虽然篇幅长短有别，但基本上都考察了作家作品的背景，并非凭空而论，而且往往有与众不同的发现和表现。

 

二、结合西方理论谈词之美感特质并重新审视某些作家作品。

在《灵谿词说》完成的同时及稍后（1986年10月3日——1988年9月18日），迦陵先生为《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目撰写了15则《迦陵随笔》，其中对西方的现象学、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和新批评等理论多有涉及。针对西方论者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曲解乃至误解，以及国内年轻一代凭借西方理论评旧诗产生的偏差，迦陵先生提出既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论缺乏逻辑思辨性等方面的不足，又要摆正借鉴的关系，以西方理论补我之不足，而绝非取代，要揉和新理论于旧传统。

迦陵先生自1966年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1969年又定居加拿大，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的终身教授，她较多接触西方文学理论已有近20年。据迦陵先生自称，在写作《灵谿词说》的时候她已经对西方理论较为熟悉，只是因为与缪钺先生合作，为求著作体例的一致，没有在行文中直接引述西方的理论，但观念上毕竟有所渗透。在《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一文中，迦陵先生明确把这些关于唐宋名家的专论与用西方理论的系列“随笔”并提。“近年来我因偶然的机缘，既曾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唐宋名家词的专论，又撰写了一系列试用西方文论来探讨王国维词论的随笔。在写作过程中对于中国词学与王国维的词论颇有一点小小的心得，以为中国传统词学及王国维对词的评赏方式，都与西方近代的文论有某些暗合之处。只是我在撰写那些专论时既曾为体例所限，在撰写那些随笔时又曾为篇幅所限，……”[13]

1、  论及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

迦陵先生把词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深入研究词易于使读者产生衍义联想的特质，解决词学领域长久以来的困惑。词之美感的形成与演进当然与其三个发展阶段密不可分，她在《词之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一书中，第一章“歌辞之词”举引了温庭筠、韦庄、冯延巳三位作者的一些作品为例证，第二章“诗化之词”以李煜、苏轼、辛弃疾三位作者的作品为例证，第三章“赋化之词”以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三位作者的作品为例证。对于这9位作者，《论词绝句》有28首论及他们的作品。

在行文中有多处暗用了作者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解。

温庭筠是《花间集》里面的第一个作者，在论温廷筠词时，迦陵先生有这样两句诗：“何必牵攀拟楚骚，总缘物美觉情高。”这主要是针对温词是否有寄托而说的，认为温词有寄托的张惠言诸人从温廷筠的《菩萨蛮》词读出了《离骚》的“初服”之意，那是“语言符码”的作用，而精美的物象总是容易引人产生托喻的联想。“何必”是对张惠言寄托说法的反问，“总缘”是说之所以会产生“寄托”的原因。“物美”，物象精美，就是那些“文化的语码”（cultural code），张惠言所谓“兴于微言，以相感动”的“微言”。正是因为这些“微言”的语码，于是使人联想到“楚骚”的“情高”，也就产生了寄托。

在《迦陵随笔》之七《从符号与信息之关系谈诗歌的衍义之诠释的依据》一文中，迦陵先生就张氏对于温词的诠释结合西方符号学分两个层次进行了解说，“第一层是由温词中所写的衣饰之美而想到了《离骚》中对于衣饰之美的叙写，这自然应该是属于索绪尔所提出的联想轴的作用。第二层则是因《离骚》中所写的衣饰之美含有喻托之性质，于是遂推论到温词中所写的衣饰之美也有喻托之意，则又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便又与洛特曼的概念有相关之处了。”[14]正是这种“符示的作用”（法国学者克里斯多娃的理论）使得歌辞之词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美感。

“温庭筠词之容易引人产生托喻之想，除前所叙及之由于物象精美之原因外，还有另一原因，即是温词所叙写之闺阁妇女之情思，往往与中国古典诗歌中以女子为托喻之传统有暗合之处。”[15]论词绝句中写道：“弄妆仔细匀眉黛，千古佳人寂寞心。”对于词的“女性叙写”等方面问题，迦陵先生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女性形象”、“女性语言”，继而提出“双重性别”的说法。

至于词之“潜能”所具含的美感，迦陵先生也是以西方理论进行解说的。这在论及多位词家时均有体现。

2、  以新的评赏角度深入探讨诸位词家的艺术特色。

在《论词绝句》中对于多位唐宋名家的阐释，极为典型地反映出迦陵先生对中国传统的重新审视，并在西方理论观照之下所进行的反思。

对于李璟的词，迦陵有两首绝句，其二是：

 

凋残翠叶意如何，愁见西风起绿波。便有美人迟暮感，胜人少许不须多。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这样一条：

 

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迦陵先生在《迦陵随笔》中借用近代西方符号学的“显微结构”（micro-structures）解说这个问题，并且提到“象喻”的作用。“李璟这首词就作者而言在其显意识中的主题虽然可能只是写闺中思妇之情，然而却于不自觉中也正传达出了其隐意识中的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象喻性的悲慨。而王国维之所说乃正为一种‘在神不在貌’的直探其感发之本质之评说。”（《迦陵随笔之十二·感发之联想与作品之主题》）[16]

对于辛弃疾的成就，迦陵认为：

 

曾夸苏柳与周秦，能造高峰各有人。何意山东辛老子，更于峰顶拓途新。

 

辛弃疾是个集大成者，他的词可以跟屈原、陶渊明、杜甫的诗媲美，为什么呢？迦陵先生用了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意识批评（criticism of consciousness）来说明，越是伟大的作者，他的意识里面越是明显地有一个主流，一个理念，一个pattern，所谓“经验的形态”（patterns of experience）。“他（辛弃疾）六百多首词，长调、小令诙谐怒骂，每一首作品都有不同的风格，都有不同的特点，而他有一个根本，即他的理念。所以我们可以互相证明，万殊归于一本。”[17]

迦陵先生论吴文英词的绝句有三首，第一首是：

 

楼台七宝漫相讥，谁识觉翁寄兴微。自有神思人莫及，幽云怪雨一腾飞。

 

关于吴文英的词，迦陵先生有一篇用英文写的论文收在自选集里，另有收入《迦陵论词丛稿》中的《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以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吴文英的词，其中谈到“这种时空错综的叙写方法，在中国旧文学中，当然是极为新异背弃传统的，然而在今日现代化之电影、小说及诗歌中，（例证略）这种时空错综的表现手法，竟然可以说已经是极为习见的了。”[18]张炎在《词源》中评吴文英的词，说：“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这是以传统词学的观念看待吴文英的作品。吴文英词以窗口式结构打开，时空错综，修辞状物往往凭直觉感性而不做理性叙写，而且喜用僻典和怪字，历来引起颇多争议，令人感到晦涩堆垛。凡此种种，迦陵先生借助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发现吴词中具有“极高远之致，穷幽艳之美的新境界”，是浓缩不同时空于一念之中，具有沉郁的力量和飞扬的神致。绝句中的“幽云怪雨”出自吴文英词《齐天乐·与冯深居登禹陵》：“幽云怪雨，翠萍湿空梁，夜深飞去”。一向被认为冷僻难懂，但是在迦陵先生看来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甚至人所不及的艺术价值体现。“腾飞”，暗指吴文英词的言语并不仅是艰深古奥，而是飞扬灵动的。

 

历代诗词大家，如杜甫、元好问等，多有以绝句的体式来表述自己的诗歌主张，其中有关于诗歌抽象理论的阐释，也有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见解。迦陵先生继承了这种论诗传统，不仅做到对文学发展的规律进行微观切入、宏观把握，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而且多有独到的体悟。

1987年，《灵谿词说》书成，迦陵先生口占一绝：“庄惠濠梁俞氏琴，人间难得是知音。潺湲一脉灵谿水，要共词心证古今。”

这组论词绝句的写作时间距今已经长达20余年，迦陵先生的词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之中，尚有待结合其后的若干作品做进一步的考察。

2008-11-10初稿

2008-11-27再改

2009-1-18稍加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