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身是眼中人

――王国维的《浣溪沙》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浩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山寺微茫背夕曛。”“曛”是日落时的余光。落日的余辉笼罩着山间的寺院，迷迷茫茫。其实在王国维的眼中，不必有什么山，什么寺，那是作为一种象征，崇高、幽美、渺茫。说“背”而不说“对”，越发引人遐想。

“鸟飞不到半山昏。”“宿鸟归飞急”（李白词句），鸟急急忙忙地往巢里飞，飞到途中，天色已经暗了下来。人所追求的境界是如此难以达到。

“上方孤磬定行云。”山势最高处的磬声高遏行云，“万籁此俱寂，唯闻钟磬音”（常建诗句）。磬是一种佛寺中常见的铜制乐器，声音传播很远。

“试上高峰窥浩月，偶开天眼觑红尘。”怕浮云遮了望眼，皓月当空难得看分明，于是攀山登顶，透过树隙凝神向天际张望。居高临下，不经意之间，仿佛一切顿悟，能够看清远近巨细之物，能够了然众生生死之状，原来人间万物无非是滚滚红尘而已。“窥”，想看却看不分明；“觑”不想看却又不小心看到。“试上”的努力是一种固有的痛苦。

想起一首老歌：“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可以追随。……”叶倩文唱的《潇洒走一回》。好像陈淑华有一首歌就叫做《滚滚红尘》，歌词全都忘了。喜欢听歌是在20岁左右的时候，遥远得恍如隔世。

“可怜身是眼中人。”就在顿悟的同时，却猛然惊醒，原来自己也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也正在尘世的欲望中挣扎，苦苦不能自拔。还是叶嘉莹先生讲得好：“彼‘眼中人’者何？固此尘世大欲中扰扰攘攘忧患劳苦之众生也。夫彼众生虽忧患劳苦，而彼辈春梦方酣，固不暇自哀。此譬若人死后之尸骸，其腐朽糜烂乃全不自知。而今乃有一尸骸焉，独具清醒未死之官能，自视其腐朽，自感其糜烂，则其悲哀痛苦，所以自哀而哀人者，其深切当如何耶？于是此‘可怜身是眼中人’一句，乃真有令人不忍卒读者矣。”

这首《浣溪沙》词充满了禅意。

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这样评介：“其天性中自有一片灵光，其思深，其感锐，故其所得均极真切深微，而其词作中即时时现此哲理之灵光也。”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真是令人百读百感，道出了词的无穷微妙。而他的《人间词》我却只喜欢很少数的几句，“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妾意苦专君苦博，君似朝阳，妾似倾阳藿”；“拚取一生肠断，消他几度回眸”；“过眼韶华何处也？萧萧又是秋声”；“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

王国维一生讲究“境界”二字，但是他并没有获得自己所追求的境界。当陷入痛苦的矛盾之中，他所选择的解脱的路竟是逃避的极端——自杀。他的死，留为永世的话题，启人无尽的深思。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历来有“殉清”说、“殉文化信念”说、“罗振玉逼迫”说、“性格悲剧”说等。无论哪一种说法，王国维矛盾又忧郁的性格无疑都是不容回避的。

对于自杀之事，王国维曾在《教育小言十则》中说：“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力量达不到，就像鸟飞不到山顶，追求落空，陷于绝望，自己的理智又控制不了一时渴望解脱的感情。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断裂的时代，而他本人又极具敏感的气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体弱多病也罢，对精神的疾患益觉难耐。

陈寅恪在给王国维写的挽词序言中这样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王国维自觉心安义尽，留下的却是无穷无尽的不安和遗憾。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一字伯隅，晚号观堂，亦号永观。浙江海宁人。他是近代博学通儒，在哲学、史学、文学和文字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在30岁以前主要从事哲学研究，受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思想影响较大。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随罗振玉逃居日本，主要精力放在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的研究。他被郭沫若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鲁讯与王国维》）。在文学领域里，王国维较早地吸收西方哲学和美学理论及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他的《红楼梦评论》第一次对《红楼梦》的“精神”和美学价值作了认真的、比较系统的评价。他作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史》是在戏曲研究方面带有总结性的巨著。他曾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生平著作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104卷（48册）行世。

王国维在《静庵文集》自序二中说：自己疲于哲学有日矣。他的内心总有一个求实与求信的紧张冲突。“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这是他遇到的最大苦恼。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

也许心灵的精神是“纯粹之哲学”，而在中国哲学家又往往是政治家，学术思想与政治制度的矛盾，使他陷入极大的思想苦痛之中。王国维在政治上是顽固的“保皇派”。辛亥以后，王国维留辫、流亡日本、自称“亡国之民”，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均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1917－1918年，他曾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曾为此类“救国大计”作过周密谋划。1923年，已经退位的溥仪召他为五品的“南书房行走”。1924年11月，溥义被逐出宫。王国维与罗振玉、柯绍相约一同投御河自杀，因家人监视未遂。

三年后，1927年的初夏，王国维有感于北伐战争向北推进之“世变”，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写好遗书揣在怀里，于6月3日清晨还到清华大学去上班，交待了一些事情，然后从大门口乘上人力车去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王国维之死，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

人生就好像钟摆，总是在痛苦与厌倦之间循环往复。为了追求快乐，我们只得在痛苦之外加以努力，努力的过程又何尝不是痛苦？即使获得了快乐，感受到的痛苦其实更加深重。只有在痛苦中挣扎得不到快乐的，却没有在快乐之前之后不经历痛苦的。

   “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身在红尘不由己，苦寻净土而不得。年已半百的王国维最终选择了投身净水远离红尘。

人要么难得糊涂，要么就清醒到可以自解。“身是眼中人”，不知也罢，一旦“开眼”，清醒地觉察到了，这才“可怜”。自觉可怜，内心里无法化解的矛盾激烈起来，渴望着释放与彻底的解脱，理性又不足以压制。也许这是人生深层的无奈。但我们又必须有一些担荷，承受苦难，在苦难中完成自己。

2006-9-28改

2007-11-29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