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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唐诗 |
分类: 诗史杂说 |
拜托各位看官千万别把这当作论文,这离论文的标准差得太远了。
以前在博客里说过,我不擅长创作,写文章极为吃力;我更不擅长研究,或者说根本做不了研究,因为没有思想。只能做一些简单而艰辛的资料整理,却不知如何运用。
我每天一个字一个字以极为缓慢的速度读书,以更加缓慢的速度码放一些文字。只因为喜欢安享这份寂寞。
有关宫廷生活唐诗繁盛的原因
有关宫廷生活的唐诗是唐诗中重要的一类,其独特的史料价值,深挚的人文情怀,鲜明的艺术特色,颇为值得关注。从整体上看,唐代诗歌的创作呈现出极度繁荣的状态,作品和作者众多,优秀的作品和顶级的大家层出不穷,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更趋成熟。这类诗体现出唐诗的整体水平,而且别具特色,以下从社会客观状况和文人主观情感两个方面分析其繁盛的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影响
(一)宫掖繁盛,素材丰富
1、宫女人数众多
生活在宫中的女性有皇后、妃嫔、宫女、女官、女伎等,她们是一个人数非常可观的特殊群体。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侍妾人数已达数百人。《孟子·尽心下》:“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1〕P135虽然孟老夫子对于食色方面如此奢侈颇不以为然,但毕竟这是客观存在着的现象。
《管子》卷8《小匡》篇说齐襄公“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2〕P120
《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3〕P412
西汉时,每年有大量采选入宫但未能进入妃嫔等级的普通宫女,她们没有封号,也称“斗食”、“有秩”,人数众多。
东汉光武帝尚俭,然而没有多久东汉的后宫规模就扩大起来,顺帝时,“宫人侍御,动以千计。”桓帝时后宫女子已达到五六千人。
晋灭东吴之后,武帝把吴主孙皓的姬妾、宫女五千余人据为己有,后宫增至一万余人。《晋书》卷31《胡贵嫔传》:“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4〕P962
历代如此,唐代后宫人数之多则是空前绝后,《旧唐书·宦官传》:“开元、天宝中,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率宫女四万人。”〔5〕P4754《新唐书·宦者传上》:“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6〕P5856
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3“开元宫嫔”条称:“自汉以来,帝王妃妾之多,唯汉灵帝、吴归命侯、晋武帝、宋苍梧王、齐东昏侯、陈后主。晋武至于万人,唐世明皇为盛。”〔7〕P835-836
居于后宫的人那么多,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必然营造出丰富的生活内容。
2、
宫廷生活包括前廷生活和后宫生活,唐代经济发达,注重排场,注意享受生活。在众多典庆活动和岁时节日里,君臣之间往往宴饮唱和,因此也就有大量与宫廷生活有关的应制诗产生。后宫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人性的缩影,宫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都可以作为诗歌的素材。
不少宫人具备多方面才艺,歌唱、舞蹈、演奏乐器、表演杂伎,各有所长,于是有大量诗歌涉及到宫廷乐舞方面的内容。宫廷物质生活相对比较丰裕,没有太多的体力劳动,时间充裕,于是宫中自然游戏盛行,描写宫中各种游戏的诗也就丰富起来。而且,各种时节和典庆活动作为点亮生活的方式,宫女们也尤其重视,她们在节庆活动中的表现也为诗歌提供了大量素材。
后宫女性众多,而真正的男性却只有皇帝一个,于是争宠、望幸、失宠、寂寞等心理成了最普遍的情感状态,大量的宫怨诗应运而生。宫女人数如此之多,自然要考虑到她们的来源和归宿问题。来源涉及到采选、礼聘、籍没、劫夺、进献等方式,而归宿则涉及到放归、守陵、入道、和亲、生老病死等等。另外,召幸、行幸,以及偶尔的艳遇和专宠,作为常态和非常态的临幸制度亦在诗中多有体现。
3、
王建有《赠王枢密》一诗,其末句:“自是姓同亲向说,九重争得外人知。”
《全唐诗》于题下注曰:“建初为渭南尉,值内官王守澄尽宗人之分,因过饮,语及汉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为诗以赠。其事遂寝。” 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琅琊忤”条亦有相关记载。
王枢密即王守澄,是宫里颇有权势的大宦官,他给王建提供了写作宫廷生活的第一手素材。王建除了写作《宫词百首》,还另有几十首有关宫廷生活的诗。要不是有这个同族亲戚亲口跟他说,九重之内的逸闻秘事又怎么能够为外人所知呢?
宫中人数众多,相应的有关宫廷生活的传闻就多起来,唐代宦官专权,他们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与外界接触较多,在与外界的接触中,难免对自己的亲戚朋友讲述一些宫中有趣的故事,于是也就直接或间接促成了宫诗的大量产生。
另外,后宫女性自己作为宫廷生活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也创作了一些宫廷生活题材的诗。
再有,一些宫女(宫妓)从宫中放归民间,她们也会谈到许多宫中旧事,为文人们提供了相关素材。
(二)
有关宫廷生活的诗从某些角度来看揭示了帝王宫禁隐秘生活的内幕,而且有大量诗篇表现了宫女对帝王的哀怨,同时也揭示了后宫制度的黑暗,有些还暗含着劝谏和讽刺。只有在政治开明、文禁宽松,没有过多限制的情况下,这类诗才能大量创作并传播。
1、政治开明
中国古代一直是一个人治的国家,特别是从秦汉起就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盛世的实现,首先要以开明君主的出现为前提,君主的品德修养,对于盛世起到决定作用。唐代的政治比较开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治时间较长的唐太宗、唐玄宗等皇帝具备较多成为盛世明主的素质,因此,也就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难得的盛世景象。
唐代的统治者比较注重吸取前代的教训,居安思危。而且,唐代的各项制度比较健全,保障制度实行的措施也颇具力度。唐代通过科举选士,使人才的选拔渠道更加畅通。而且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允许他们批判弊政,直言进谏。比如太宗时期的魏徵等人,玄宗时期有“房谋杜断”之称的房玄龄和杜如晦等。人臣敢于劝谏,君主积极纳谏。
正是由于政治的开明,所以大唐帝国创造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融合、自信开放的灿烂文化,唐文化的无穷魅力和深远影响至今还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诗歌的繁荣,诗歌中有关宫廷生活的那一类的繁盛,都与唐代政治的开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帝王爱诗
《全唐诗》卷1-4,加上新补与附录,共收录了9位皇帝的223首诗作(包括柏梁体联句,不包括单句)。另外,则天皇后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文学史上一位非凡的女文学家,业绩彪炳千秋。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后有《垂拱集》百卷,《金轮集》六卷,可惜皆已亡佚。现存诗49首(《全唐诗》收录47首,增补2首)。
皇帝不仅自己创作,而且还经常组织诗歌活动,君臣唱和、联句,或者群臣同题作诗,因此而产生大量的宫廷应制诗,就这活动本身而言,这类诗应该说都是与宫廷生活有关的。
《全唐诗》卷5收录了武则天的一首《石淙》诗,石淙,即平乐涧,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武则天不仅在朝中组织群臣赋诗的活动,而且有时出游赋诗还刻石以作纪念。武则天的这首《石淙》诗在序中称群臣“各题四韵,咸赋七言。”应制赋诗的有当时的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以及随驾的朝臣狄仁杰、李峤、姚崇、苏味道、崔融、阎朝隐、徐彦伯、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薛曜、杨敬述、于季子、沈佺期等16人,《全唐诗》均有收录。
唐代的皇帝对诗人比较看重,比如唐明皇与杨贵妃赏花的时候,特意把李白请来写诗。使诗人得以直接与皇帝和宫廷有所接触。白居易死后,宣宗皇帝亲自为他写诗表示哀悼,特意提到他闻名于世的《长恨歌》和《琵琶引》,而其中《长恨歌》直接写到本朝后妃,内中甚至显露出一定的婉讽意味,尚且并不介意。
3、“唐诗无讳避”
唐代对文人的限制较少,基本上没有后世那种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很难找到因诗得祸的例子。因此,文人对于宫廷生活题材的创作较为大胆,涉及的内容广泛,表达的情感亦相当深刻。
宋·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二有“唐诗无讳避”条,列举出一些本该讳避,宋人不敢涉及的题材,唐宋文网之疏密不言而喻。其曰: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悲陈陶》、《哀江头》、《丽人行》、《悲青坂》、《公孙舞剑器行》终篇皆是。其它涉及者,五言云云(略),七言云云(略)。如此之类不能悉书。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略)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7〕P236-237
洪迈所举的例证基本上都是有关宫廷生活的诗,这在宋代大概已经被划入禁区。宋代除了宋徽宗和杨太后创作的《宫词》,涉及宫廷生活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
这里再举明初因宫词致祸的两例。诗人高启因写作《宫词》(《高太史大全集》作《宫女图》)为朱元璋猜忌而致腰斩,清洪亮吉云:“高侍郎启,以《宫词》‘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二语贾祸,至于杀身。不知迪诗实有所承,语意非创自启也。唐王涯《宫词》三十首之一云:‘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词意与迪诗略同,但较迪诗蕴藉耳。”〔8〕P104高启原本唐代王涯的宫词却招来杀身之祸。
明代的张尚礼也是因为写作“宫诗”致死的。据《尧山堂外纪》:“洪武间金华张尚礼为监察御史,一日作《宫怨》诗云:‘庭院沉沉画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高帝以其能摹写宫阃心事,下蚕室死。”〔9〕P169这样的宫怨诗在唐代是不会致祸的。
唐诗中有一些直接涉及本朝宫廷的人事,甚至对身为皇帝的唐玄宗进行讥讽,文人并未因此致祸。如刘永济评唐李约《过华清宫》一诗“君王游乐万机轻,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辇升天人已尽,故宫犹有树长生”,云:“唐诗人每喜作诗讥讽明皇,约此诗犹措词微婉者,由此可知唐代文网犹疏,若宋明之世,必致得祸矣。”〔10〕P122杜甫作《丽人行》,讽刺当朝外戚,言辞何其尖锐,竟未因此得罪。
(三)
唐代思想活跃,观念开放,对女性更多关注和尊重,能以较为平等的眼光看待女性,而且在众多习俗文化中体现出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关宫廷生活的诗大部分是描写后宫生活的,而后宫生活是与后宫女性直接相关的。创作如此之多涉及女性的作品,跟唐代关注女性,提倡女权的社会风气是密切相关的。
唐代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是中国封建时代少有的“开放型”社会,传统礼教的束缚力相对薄弱,女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她们踊跃参政,公开社交,较为自主地选择婚姻并且在婚姻中与男子地位较为平等,而且还积极参与多种多样的文体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教育和艺术培养。
唐代后妃素有关心政治的传统,她们参政议政,甚至干政主政。比如高祖的窦皇后,太宗的长孙皇后,高宗的皇后武则天、中宗的韦皇后和上官昭容(婉儿),肃宗的张皇后等都曾参与重要的政治事件。即使参政活动不太明显的后妃亦在宫廷政治斗争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如玄宗废后王氏,“上为临淄王时,纳后为妃。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5〕P2177武宗的王才人(后追封贤妃),开成末年,在普王(即武宗)皇位的继承问题上,曾“阴为助画,故进号才人”〔6〕P3509。有唐一代后妃参政者不胜枚举。
公主参政的现象亦明显存在,比如高宗的太平公主和中宗的安乐公主都曾直接谋划宫廷政变。即使一些声名不显的公主也对政事有一定影响,如肃宗的和政公主,“代宗初立,屡陈人间利病,国家盛衰事,天子响纳。”〔6〕P3661
另外,身为朝廷官员家属的女性亦有参政现象,藩帅李希烈的侍妾窦桂娘竟阻止了藩镇拥兵自立的企图。甚至连女巫、女尼、女冠等方外女子亦参预某些军国大事的谋划,如中宗朝的女巫赵氏,肃宗朝的女道士许灵肃,僖宗朝的女尼王奉仙。
唐代女性有较多读书受教育的机会,虽然主观上是希望她们通过读书懂礼法、守妇道,但是客观上毕竟提高了她们的文化素养。李华在写给外孙女的信中谈到:“妇女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这大约是代表了当时广大士大夫的普遍观念。
在婚姻自主方面唐代是比较开明的,具体表现是择偶、离婚和再嫁,而且在婚姻之内,夫妻关系也较为平等,甚至有不少怕老婆的情况存在。中宗怕老婆的事朝野尽知,毫不避讳,内宴上公开唱《回波词》取笑。大臣裴谈亦是怕老婆的典范。
唐代女性的地位受到尊重,其命运亦受到广泛关注。据粗略统计,唐诗中涉及女性的作品占到五分之一左右。从各个角度描写各个阶层女性的生活。不仅诗人笔下有着行色各异的女性形象,而且在许多唐传奇作品中亦体现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塑造了如崔莺莺、霍小玉等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而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和志怪小说却很少以女性作为主角,对她们的命运也少有关注。有关宫廷生活的诗中涉及的宫中女性,代不乏人,诗人对不少后宫女性都有大量作品专门吟咏,描写她们的生活,抒发作者的感慨。
另外,唐代的习俗文化与女性关系密切。
唐代的女性,无论宫中妃嫔、官宦家庭的贵妇,还是妓女、民女,普遍参与各类体育运动。而且,女性涉及的体育运动领域非常广泛,有集运动和娱乐为一体的项目,如荡秋千、射粉团、竞渡、踏青、郊游等,还有不少属于运动量大,激烈惊险,竞争性很强的项目,如拔河、击球、蹴鞠、骑射等。一些博弈性运动也深受女性青睐,如围棋、双陆等。这些活动在有关宫廷生活的唐诗中均有反映。
许多时节也与女性的生活关系密切。如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七夕被称为女儿节,有乞巧的习俗;上巳节“长安水边多丽人”;端午节女性斗花斗草。女性与时节游戏文化密切相关,与宫廷文化密切相关,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
二、文人自身的原因
(一)文人对宫女较多深切的同情
既然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命运给予广泛关注和同情,那么这些深居宫禁的宫女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尤其成为文人们深切同情的对象。由于宫廷制度的原因,她们的生活不同与民间而独具特色,而且也造成更多的哀怨。
唐代的文人同情宫女,为之代言。他们对宫中女性寄予了广泛而深刻的同情,于是通过诗歌去反映她们的生活,反映她们的情感世界以及内心无尽的哀怨。
身为朝官的文人时常劝谏皇帝拣放宫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李白药《请放宫人封事》曰:
自陛下受命已来,昭示天下,薄赋轻徭,恤刑慎狱,躬行节俭,减损服御。虽尧舜德音无以过此。然阴气郁积,亦恐是旱之咎徵,往年虽出宫人,未为尽善。窃闻大安宫及掖庭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衣食之费,固自倍多,幽闭之冤,足感和气,亢阳为害,亦或由兹。〔11〕P634
元和年间李绛《请放宫女疏》云:
后宫之中,人数不少,离别之苦,颇感人心。怨旷之思,有干和气,伏冀酌量所要,务放其余。使其亲戚如初,复得宫掖省费。〔11〕P2895
据《唐会要》卷3:“元和八年六月,出宫人二百车,任其嫁配。十年十二月,出宫人七十二人。”这是元和年间两次放出宫人的记录,跟朝臣上书不无关系。
虽然拣放宫女在一定程度上确是政治改革的需要,但更多是从人情的角度出发劝谏皇帝恕己以及人,裁减宫嫔人数。文人们为了改变宫女们的悲惨命运,直言敢谏,甚至不惜丢官被贬。文人们通过诗歌为宫女代言,他们不仅仅把宫中女性作为客观吟咏的对象,而是能够较为深刻地体察宫女之苦,对宫女的同情通过诗歌的形式表现成为普遍现象。这类诗正是对这种人文关怀的情感真切的表达。
(二)文人自身较多悲剧命运
纵观我国古代人才的选拔方式,不外乎推举和考试两途。西汉开创察举制,沿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科目考试和对策。官府征辟僚属,通常实行推举。九品官人法实施于魏晋南北朝,所在州郡县分设大小中正,负责品评人物为九等,计品授官,其实这也是推举。当时的士族门阀实力强大,推举有利于他们把持政权,于是产生了以家世选官的门阀政治。科举制兴起于隋唐之际,至唐中叶开始盛行,打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体制。
唐代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取士授官,强调按才能择取、任用。不论是学馆生徒还是州县乡贡成员都要参加京师的吏部试,及格后,再参加礼部试。此外,另有殿试,如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年),策贡士于洛阳殿,但殿试并非经常进行。
唐人非常重视进士考试,但却不容易获得通过。许多文人出身中下层,渴望通过晋身仕途而建功立业,但是往往怀才不遇,屡试不中。再有,即使好不容易跻身官场,又往往遭遇官场争斗,经历坎坷挫折,无奈命运多舛。即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仍会受到猜忌、压制、冷遇,以致才华不得施展。他们不断追求、不断失落,短暂得志,旋即失意。
(三)文人与宫女在情感上多有契合
中国诗歌一向有着以香草美人寄托感士不遇的传统。
东汉王逸《离骚经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唐代士人在诗中多有与女性同命相怜的作品,甚至与地位低下的歌妓相提并论,认同她们的心理状态,如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罗隐的“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黄宗羲《原臣》:“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朝臣文士侍奉君王的心态跟宫中的宦官、宫女相类似,文人们的“臣妾”心理惯于通过诗歌进行反映。
刘尊明《唐五代宫廷词的文化内涵》:“宫女的‘望泽希宠之心’(明沈际飞语)与文人的渴求知遇之情,宫女的见嫉失宠之怨与文人的怀才不遇之悲,有着一定程度的‘同质同构’关系。”〔13〕P33
所谓“美人红泪才人笔,一种伤心世不知。”(近人黄侃诗句)文人遭遇坎坷,对政治不满,往往不直接就事论事发牢骚,而是借助其它题材曲折表达,明显包含着以君王和后妃宫女的关系寄寓君臣遇合的感慨。
无论宫女还是臣子,他们都希望得幸于君,却往往见弃于君。宫女失宠,忧愁哀怨;文人怀才不遇,悲观抑郁。后宫邀宠倾轧,官场勾心斗角,官场的争斗恰如后宫的争宠,伴君如伴虎,同有如履薄冰的隐忧。宫女失意于宫闱,生活压抑、苦闷;文人失意于仕途,怨恨、感伤。宫女望幸而不得,得宠失宠,宠辱无常,文人从她们的生活中找到精神寄托,以抒写宫女之怨渲泄自身情感。“得宠忧移失宠愁”,他们生命价值的实现都来自皇帝的赏爱,他们的情感是相通的,于是很容易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找到契合点。文人通过写作宫廷生活的作品,自况亦或婉讽。
生活是文学形成的土壤,只要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生活的素材就必然进入到文学作品,丰富着作品的内容。而且,生活影响到创作者的心理,进而对作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是身处宫廷内部的人员,还是与宫廷接触较多的朝臣,甚至民间的一般文人,他们在创作的生成过程中都难免受到社会整体环境和文人心理趋向的影响。
唐代的宫掖之盛,宫廷生活的素材之多,又加之政治开明,文禁宽松,那些关注宫廷女性命运、感慨自身坎坷身世的文人们自然会以宫廷生活为题材,融入自身深挚的情感,创作出大量内容丰富且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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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宋)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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