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多艰　寸心如水

――叶嘉莹的诗词道路

 

〔摘要〕　叶嘉莹先生倾毕生心血致力于传统诗词的创作、研究和传播，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文章第一部分分别介绍了叶先生的诗词创作道路、诗词研究道路和诗词传播道路，继而总结出叶先生的诗词道路乃是一条创作、研究与传播三者有机结合的道路；第二部分主要阐述这条道路的现实意义以及走这条道路所要具备的主、客观两方面条件。叶先生的诗词道路是一条艰辛然而可行的道路，要沿着叶先生的足迹坚定地走下去，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叶嘉莹先生倾毕生心血致力于传统诗词的创作、研究和传播，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叶先生高山景行，在学界享有崇高威望和广泛影响，数年来已有不少后学者对叶先生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探讨，从中获益匪浅。

路是人走过之后留下的印迹，诗词道路可以理解为涉足诗词领域所经过的历程，这既是个人发展的轨迹，又是可以追随的方向。

一、        对其诗词道路的定位

叶先生自幼接触中国古典诗词，近80年倘佯其间，留下了许多标志性的丰碑，先生曾经走过并且以后还要继续坚定走下去的究竟是怎样一条诗词道路，这是我们首先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据叶先生的多方面成就，就其创作、研究和传播三条道路分别而谈，继而发现这三条道路并非独自延伸，而是并行交汇，这便是一条诗词创作、研究以及传播相结合的道路。

（一）            诗词创作的道路

叶先生在创作领域涉猎很广，写古体和近体的诗词，写散曲和剧曲，写骈文、联语、歌词，还写不单纯研究学术问题的散文、杂文等等。台湾出版的24册（18种）《叶嘉莹作品集》的第四辑即题为“创作集”，收录《迦陵诗词稿》、《迦陵杂文集》和《我的诗词道路》各一册。

这里按照时间的顺序将先生的创作经历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作简单介绍。

1、  少年开笔，先诗后词。

先生少承家学，幼习古文，熟背诗词，11岁左右开始在伯父的引导和指教下写诗，并在吟诗之余开始填词。在六年的中学阶段（11岁――17岁），她谙于写诗填词，意境清丽隽秀，语句圆熟老到。

2、  就读辅仁，得遇名师。

先生在17岁那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的国文系，在大学就读期间（17岁——21岁），先生写作了大量诗词，《迦陵存稿》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境界更开阔，内容和情调更趋于多样化。于诗词写作之外，她还在这一时期开始对令曲、套数，甚至单折剧曲的写作。伤时忧国，写物抒情，韵调深婉，造语工致。

3、  教书婚嫁，多年辗转。

1945年，先生21岁大学毕业后在北平的中学任教。24岁结婚，初为人妻，随后即为人母。由北京到南京，由南京到台湾，奔波18年，历尽艰辛。在人生经历上这段最为动荡，但这个时期她的诗词作品却很少。究其原因，大概一是迫于生活的压力、精神上的重担，乃至病痛的折磨，无暇及此；二是把主要精力转入到教学和研究上。她很多时候诗意索然，而有时又凭任灵感的自生自灭。称心而言，情韵深邈。

4、  海外漂泊，功成名就。

1966年，先生42岁，这年她应邀赴哈佛大学工作，成为人生的转折点。由台湾到美国（1966－1968）、加拿大（1969）讲学，再到美国（1970）讲学，随后定居加拿大。在加拿大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65岁）荣誉退休后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事业虽然不能称为一帆风顺，但毕竟功业有成，名扬四海。多年背井离乡，海外游子的漂泊之感日渐加重，于是以诗言志。或者写示诸生，或者留别赠友，托物言志，多有寄托。

5、  叶落归根，寄望后学。

1974年，先生已是半百之年，她利用本应休息或者自己进行创研的假期，多次回国探亲、讲学。诗词作品的内容多是友朋赠答，家国之思。除了浓郁的乡情，挚热的报国心，在有些诗词当中，先生明显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后继乏人的感慨，并殷切期望诗词这株奇葩有朝一日灿烂盛开。叶先生的创作风格日益成熟，笔落惊风，大气浑成。

在创作方面，先生涉猎广泛，远不仅上面所提到的各阶段诗词创作。仅就诗词（包括曲）创作而言，叶先生尤其难得的是各体皆工，风骨兼具，辞采不凡，彰显出卓而不群的大家风范。

 

（二）诗词研究的道路

叶先生既是诗人、作家，更是学者、教授。除了创作的成就，先生更以学问名世，为天下所识所仰。她是世界知名的汉学大家，更是诗词研究的一代宗师。她的学术论文，既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有独到的见地，由衷的感受，也有典雅而富有情意的文笔。叶先生具有真诚的学术精神和崇高的学术追求，能够不断完善自我并超越自我。

在研究方法上，叶先生既注重中国传统的“传记”和“史观”的观点，如考察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作者生平等；也注重“现代”的观点，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如阐释学、解析符号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等，擅长思辨式的分析和说明。她把感性与理性结合，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善于打通古今中外学术理论的隔碍。

以下从两个方面对先生的研究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多谈“道路”，不妄议理论。

1、针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

    因为自幼接触诗词作品，并具有丰富的创作体验，所以叶先生讲诗谈词大多是从主观的体认开始的。她偏爱传统的妙悟心通式的评说，体验深微，自称这是“一种纯任主观的以感发为主的说诗方式”。

1956年夏天，叶先生32岁，在台湾大学，她应邀讲授五代和北宋的词，其后写作文言的《说静安词〈浣溪沙〉一首》，开始由创作转入评赏。继之写作《从义山〈嫦娥〉诗谈起》。前者谈词，后者谈诗，都是从主观的欣赏态度开始，学术的味道还不是十分浓厚，其间更多主观创作的笔法。1958年，先生为《淡江学报》写作《温庭筠词概说》，这是第一篇纯客观的评析之作。写作的途径由评赏转为批评，写作的态度也由主观转为客观。1968年，先生写了《从〈人间词话〉看温、韦、冯、李四家词的风格――兼论晚唐五代时期词在意境方面的拓展》，论“风格”着重主观之感受；论“拓展”着重客观之分析。先生自认为这是对以主观感受为主的诗歌评赏的一个总结，也是转而注意到以客观之历史角度来分析诗歌演进之过程及现象的一个开始。

就作家作品而言，叶先生较为偏爱东晋的陶渊明和唐代的杜甫、李商隐。对于南宋词人吴文英，先生似乎并无偏爱之情，但多有关注。她用现代的观点对其作品进行审视，重新发现其与众不同的价值。先生收入“自选集”的唯一一篇英文论文就是《Wu Wen-ying’s ‘Tz’u’:A Modern View》。

叶先生谈诗论词，从横向看，不但能深入探讨众多作家作品，还能将其风格进行比较论述，而且这种比较又能向纵深发展，从《诗经》到汉魏六朝作品，到唐宋诗词，一直到清词，均深入研究。从纵向看，能论证出每时段的作家作品的流派渊源、承继关系、发展情况，脉络清楚，虽然没有一部标明为“诗词史”的著作，但通观叶先生全部论著，则“史”的线索了然分明。

2、针对文学理论的研讨。

叶先生针对文学理论发表的评论，其研究的对象不仅限于文学作品本身，更主要是针对前人和同时代人所阐发的文艺理论。虽然这属于批评之批评，但与作家作品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1）把词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深入研究词易于使读者产生衍义联想的特质，解决词学领域长久以来的困惑。

叶先生把清代的张惠言和王国维作为两种截然不同衍义评说的代表人物，她深入研究清代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研究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并对二者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挖掘出二者理论形成的共同根源。张惠言主张托意言志，王国维主张直观神悟。

张惠言说词的特色是“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假借“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之辞来表现“贤人君子幽约怨诽难以自言”之情，多有言外之意，象外之言，合乎西方的诠释学、符号学等理论。

而王国维则主张境界之说。上世纪50年代末，先生发表第一篇对文学理论加以研讨的论文――《由〈人间词话〉谈到诗歌的欣赏》。先生自称这是“真正摆脱了个人的悲喜好恶之投影，而纯以客观态度，为诗歌之评赏所整理出来的一篇文稿。” 1979年,先生出版《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对王国维的文学批评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另外还写作了《论〈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1976年发表）、《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1988年写作，是《中国词学现代观》一书的前一部分）、《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等论文。在发掘《人间词话》理论价值的同时，对词学理论进行了一次再创造，是“继静安之后又一次新的开拓。”（缪钺语）

（2）叶先生深入探究诗词中“能感之”与“能写之”的因素，把感性和知性相结合，提出“兴发感动”之说。

在《钟嵘〈诗品〉评诗之理论标准及其实践》（1975年发表）、《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1981年写作）等一系列论文中，叶先生对于从《诗经》以来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的“赋”“比”“兴”的现象，在“兴发感动”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而深入的阐释。

从心与物的交流，作者与读者的交流等更深入的视角，阐释了赋、比、兴的深刻内涵，同时将它们都上升到“兴发感动”的诗的本质上加以关照，不再像以前朱熹等人，仅从物与物的静态角度做表面化的解释。同时，叶先生还将这一理论贯穿到对其它理论的评说中，如张惠言的理论更近于“比”，王国维的理论更近于“兴”。

叶先生的理论还从意象、架构等方面对诗词的创作学研究大有推进。

（3）对文学发展的规律进行微观切入、宏观把握，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她极具创见地将词史的发展分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赋化之词”三个阶段，认为柳永、苏轼、周邦彦则是转变时期的关键人物。

正因为传统词学没有对这三类不同性质的词做出精微的分辨，所以才产生了许多误解。张惠言以评赏赋化之词的观点评赏歌辞之词；王国维以评赏歌辞之词的态度评赏赋化之词，均不得门径。

在《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1991年写，台湾《中外文学》第20卷，收入“自选集”）一文中，她引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新理论，对词的特质做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探讨，也为诗词评论引入新方法、新视角。先生认为在词的嬗变过程中，相对于《花间词》，有三次大的转变，一次是柳永的长调慢词对《花间》派令词语言上的转变，一次是苏轼自抒襟抱的诗化之词对《花间》内容的转变，再一次是周邦彦的赋化之词对《花间》写作方式的转变。

在《谈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之词与词论及其影响》（1994年写，收入“自选集”）一文中，叶先生再次阐述了这种阶段的划分，认为“歌辞之词”当以早期《花间集》中的作品为代表，继而柳永以长调写艳词，因其刻露铺陈而显得浅薄，于是作为天才诗人的苏轼就有心把词的意境提高和拓广，大量创作“诗化之词”，但是这种创作很快凸现出其弊病，于是“思力独绝千古”的周邦彦又变换了手法创作慢词，这就是重在铺陈和用意的“赋化之词”。

她通过深入研究历代作家作品，对中国旧日传统批评加以整理，对批评进行批评，使现代读者能在纷歧的道路中识别一条正确的途径。

   

（三）诗词传播的道路

作为教授，叶先生份内是教好书，传道授业解惑。许多曾经做过先生学生的人都由衷地赞叹先生课讲得好，学到知识和方法的同时，还受到人格力量的熏陶，受到爱国心和民族精神的感染。除了学校教育，先生还特别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传播。

1、  学校教育

先生从21岁起开始在学校教书，教中学，教大学，北平的学校，台湾的大学，美国的大学，加拿大的大学，50岁以后回国讲学，曾被聘为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的客座教授。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离不开学生。

教书不是空泛死板的说教、灌输，还在于人格魅力的影响，精神力量的感召。她讲学传法，在课堂上展示诗词的意境，以其深微高远，璀璨光华的见识，传达出诗歌感发生命的本质。听叶先生讲课，既掌握许多知识学问，又领悟很多人生哲理。她旁征博引，纵横古今中外，以敏捷的才思拨亮听讲者的眼睛，以生动的语言打动求学者的心弦。

2、  大众传播。

从个人兴趣到负起传承的责任，先生常年致力于文化传播的公益事业。如果说学校教育算是师者分内的职责，那么大众传播则主要是公益事业。为了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她劳心费力，不计名利，不图回报，把小我投入到更大的人生境界。

上世纪60年代，见于诗词评赏界的某些困惑和危机，她怀着“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怀之情”写作了《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前面提到）。

上世纪70年代，针对一度出现的写旧诗的人少，评说旧诗的人多，加之对旧诗的误解甚深，针对如何补救的问题，先生曾撰文《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关于评说中国旧诗的几个问题》，从语文方面的因素和思想方面的因素分别来谈。虽然标明是为台湾的说诗人而作，其实使广大热爱旧诗并有意探究的学人均获得豁然开朗之感。

叶先生特别提倡诗词的吟诵，强调“熟读吟诵”的重要性，鼓励大家培养背诵诗词的习惯。通过读诵熟悉音律，从而把握诗词作品的字句结构和情绪结构。为强调发扬吟诵的传统，她专门写作了《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1992年写，收入“自选集”）。

先生曾与友人合编《与古诗交朋友》的幼学古诗读本，并且亲自为所选的100首诗歌做了读诵和吟唱的音带。在两篇前言----《写给老师和家长们的一些话》和《写给小朋友的话》中，“不仅极为恳切地向老师和家长们说明了教小朋友吟诵古诗，对孩子们之心灵和品质之培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不要增加孩子们学习之负担的一种以唱游来进行的教学方式”。（《我的诗词道路》前言）

如果眼见着一种宝贵的文化传统日渐消亡，作为一个深知其价值和意义的人，难免会有一种难言之痛。叶先生心怀这痛苦，担万任于双肩，脚踏实地地做着传承与开拓的工作。

 

（四）创作、研究与传播相结合的道路

虽然我们可以把叶先生在创作、研究、传播方面的成就进行拆分介绍，无论哪个方面的成就都足以成就某个人一生的辉煌业绩。但是，叶先生的成就不仅是某个单方面的成就，而是能够把创作、研究、传播三者紧密结合并互相促进的道路。

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继承要与创新相结合。叶先生善于从创作的经验总结理论，再用理论来指导实践，证真知于实践。叶先生把创作和研究结合得恰到好处，她的很多文学理论与她自己的诗词创作都是不可分的。她在评赏中带有创作的心态和情趣，对行文造句追求美，而且带有自己心灵的投影。

叶先生因着对诗词充满难以割舍的挚爱，所以深怀着传播传统文化的信念，对它的继承与弘扬也自然充满了神圣的学术意识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同时，因为长期对诗词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所以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叶先生感于诗词的社会状况，于是主动担起教化的重任。从为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到为他人的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中国一向强调“诗教”的传统，注重研究与传播的结合。

叶先生以创作为基础，从实践到理论，从创作到批评，从创作到对作品的评赏，再到对文学理论的研讨；换句话说，也是从创作到教学到研究。她以渊博的学识，诚挚的热情，点燃听者求知的烈焰，开阔读者的心胸。叶先生无论创作诗词，还是评赏诗词，都以真性情传达诗歌感发生命的本质，不仅诉之于口耳，且诉诸心灵。

创作的才华，研究的悟性，传播的热情，缺一不可，而叶先生三者兼具兼长。

 

二、        对其诗词道路的评价

（一）这道路的现实意义

尽管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选择这样一条诗词道路，但是叶先生走过的诗词道路以及取得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条道路的价值。走这样的诗词道路，不仅有助于单项的发展，而且在形成合力之后会产生更强大的促进作用。

1、  对于个体来说，更有利于自身创作和研究的发展。

把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无疑更有助于创作，也更有助于研究。这在古代的学者中间极其普遍，而今天的情况却仿佛二者之间出现了鸿沟。作为一名有着创作体验的学者和仅仅作为鉴赏者，对作品的感悟，欣赏的角度是不同的。

叶先生自称是“从旧传统中所培养出来的一个诗词爱好者”，因为爱，所以创作，创作加深了爱，于是一边创作，一边研究。她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代重视“兴于诗”的传统，注重诗歌的感发作用。由欣赏而评析，由直觉的感动而诉诸文字，诗人之锐感独运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诗歌之本质。创作的体验造就了自身感受的独特性，这不同于翻找资料整理节录，而是跳出窠臼，营造出一番新天地。写作旧诗的经验丰富，对旧诗句法的组合自然习惯，对字意解释，用字用典，情意结构自然都会熟悉，评论起来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反之，研究诗词的理论也同样有助于诗词的创作，因为“法”在其中。诗词创作本身也是从自发到自觉的理性过程，写诗不仅是自娱自乐，读诗不是为了重温古人的作品，也不仅是为了了解历史，而是要从中学法。创作的方法，研究的方法，都不是凭空只从理论上去学来的，不实践，那样学到的仅是死板的法则。

2、对于社会来说，更能加强其传播的价值。

有创作的根底，有研究的深入浅出，传播就更具说服力。缺乏文化底蕴，单调刻板的说教尚且不为受众所接受，那倘若自己不懂创作，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即使有着传播传统文化的心愿，实行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叶先生正是以能够使广大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去说诗，去寻求，去传达生命的感动，体现出诗歌的感发生命的本质。

创作和研究的修养对传播具有很深的价值，而且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反之，传播和交流，也有助于发现问题，更好地完善理论，更好地指导创作实践。

无论创作还是研究，是为了通过诗词使读者得到生生不已的感动。因为人都是社会的人，在引起读者兴发感动之际，自然也可能对社会造成若干的作用和影响。

    总而言之，三者结合起来，更有利于创作，更有利于研究，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二）走这道路的艰辛

叶先生的诗词道路之所以具有独特的价值，在于目前能够走这样一条三者（或者更多方面）相结合的道路的人毕竟太少。不是爱诗词的人太少，也不是爱诗词的人不想走这种全面发展的道路，而是走这样一条多方面共同发展的诗词道路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1、个体的原因。

（1）难得的人生阅历。叶先生家学渊源，卒业名庠，受教名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她早期在家庭中受到吟诵和创作的训练，养成对诗歌的直接的感受能力。她旧学根底深厚，且自幼具备诗词的创作体验，不仅有助于日后的理论修养，而且使她拥有与众不同的诗意与优雅。

她大学期间受到顾随先生的启迪和教导，培养出一种兴发和联想的能力。承顾随先生亲传，尽得其法，别有开发，能自建树。

另外，叶先生曾在哈佛大学等多所西方名校任教，熟谙西方理论，适应西方的思维模式，对于中西文论贯通进行研究有很大帮助。“新知识”“旧道德”，旧修养，新学识。对旧诗有深厚的修养，对新理论有清楚的认识，继而使自己古今中外兼长，进行博大中正而合理的拓展。

（2）独特的文化品格。叶先生天赋聪敏，才思敏捷，悟性很高，而且好学深思，具有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坚忍刚毅的精神。她认真执著，迎难而上，逆风劲飞，既有天分的聪明，又很勤奋。才、情、学、识、德、品兼优，富才、广学、高识。

先天的才气使她具有独特的感触和悟性，才略不凡；后天的学养得益于读书和阅历，善于养气。天工、人巧兼备，自然情感与艺术手法都修炼得恰到好处。

叶先生继承了顾先生“一空依傍”的学术和教学风格，但是走“一空依傍”的路很难，需要天生的悟性。

她典雅的形象，她的亲和力，她的感染力，令无数人钦羡。另外她还具有做公益事情的热情，有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有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博大精深的学识，有高深独到的理论见识。

周汝昌先生这样说：“她是一位学者，但她同时是一位诗人；是一位史家，同时也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她的论文，既能考订，又能赏析；既能议论，又能启迪。我认为，这样的几个条件或因素，很难凑泊在一人身上”。（《愿抛心力作词人》）

叶先生天资敏慧，才思出众，加上半生颠沛流离、飘泊异乡、浮世坎坷的忧患经历，使她在谈诗论词之际，往往感常人所未感，悟常人所未悟，深入中国文学的艺术和文化精髓，并以精确生动的语言，使读者感发兴起，领会中国诗词的创作过程和精神情韵，以至古代诗人的才性与品格，进而透视世变，深省人心。她美好的修养，精深的功力，飞扬的灵感，真正的大家风范，这一切都非常人可以仿效。

2、社会的原因。

旧学式微。独善其身已属不易，兼济天下更是难上加难。

其一，写作的人往往把诗词创作当作业余爱好，当作不入流的“小道”。众所周知，传统格律诗词的创作还远远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创作领域，写诗词往往被认为是自娱自乐，创作的基本要求和技法不在学校学习的范围之内，而且很少有正规刊物提供发表的园地。其二，研究的人往往无暇或不屑于创作。从事诗词研究的往往是学者、教授，强调理论研究，很少自身体验诗词的创作。创作不在业绩考评范围内，不算研究成果，容易被忽视。其三，学校对于诗词的教育方式比较单一,存在以灌输为主，受众不够广泛等问题，达不到广泛而积极的传播，影响范围偏小。中小学抓升学率，对选入教材但不紧贴考试的诗词作品并不重视，到了大学，一些专门研究诗词的课程，往往枯燥乏味，学生在获得学分的目的之外，对诗词，尤其是对诗词的创作产生兴趣微乎其微。其四，有些诗词组织内部拉帮结派，争名夺利，要么徒有虚名，要么就出于各种目的搞一些品位不高的活动，或者索性成为商业宣传活动的附庸，不是真心真意弘扬传统文化。当然，存在的问题还远不只这些，但这些无疑已经成了旧体诗词发展的软肋。

要想把诗词的创作、研究、传播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与其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不如说实在是太难。这正是走这条道路的艰辛所在。

 

尽管叶先生的诗词道路我们很难蹈袭，但是把创作、研究和传播结合起来还是非常必要的。

不是今天的青年人有意地远离了传统文化，而是传统文化在无意中远离了广大受众。我们要搭建起这个桥梁，让更多后来者体认传统。不追逐任何功利的目的，走一条艰辛的诗词道路。我们的社会最需要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华当作公益事业来尽心尽力去做的人！

叶先生说：“我现在所关怀的并不是我个人的诗词道路，更不是我在这条道路上有什么成功与获得，我所关怀的乃是后起的年轻人如何在这条道路上更开拓出一片高远广阔的天地，并且能借之而使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国民的品质，都因此而更展放出璀璨的光华”。

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奇葩，是中华民族璀璨的瑰宝。诗词不是空洞的象牙塔之学，我们要努力营造文化的氛围，要耕作适宜的土壤，挖掘它的至上价值和现实意义。读诗词，欣赏诗词，理解诗词，尝试创作方法的普及，拓展理论研究的领域，并且通过诗词文化活动和对当代诗词作品进行系统的整理进行宣传推广。弘扬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诗词不仅是炎黄子孙联系的纽带，而且具有征服世界的魅力。诗词可以净化个体的心灵，可以改良社会的风气，可以振奋民族的精神。

叶嘉莹的诗词道路是已经实践证明了的可行的道路，尽管艰辛，但不应该放弃。

 

参考文献：

〔1〕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叶嘉莹：《多面折射的光影——叶嘉莹自选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