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人情有梦知

――忆张中行先生

 

2006年的初春，张先生走了。近一年以来，我经常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最醒目的位置见到许多张先生再版的著作，《顺生论》、《禅外说禅》、《诗词读写丛话》、《负暄琐话》、《负暄续话》、……

经常会忆起先生。

我的朋友段海峰曾撰文称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三位国学大师为“未名湖畔三雅士”，后来有人把邓广铭先生算进去并称为“未名四老”。因为他们都曾住在北京大学的朗润园，那三位大师是北大的教授，张先生不是，他从1949年起就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住在北大是因为在分配到单位的住房之前他一直住在二女儿家里。

1994年春天，我有幸与张先生相识，请他留言，他写下苏东坡的一句诗：“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12年之后，先生驾鹤西去，我在泥上找寻些许指爪的印痕。

 

“余永泽”与杨沫

 

张先生生于一九○八年腊月十六日，阳历是1909年的1月7日，学名张睿，字仲衡，他自己把“仲”的“亻”旁和“衡”中间的“鱼”去掉，取名“中行”。

女作家杨沫因为写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而名扬四海，张先生在作为作家和学者出名之前是被作为小说中余永泽这个人物的原型广为人们所熟知的，他的经历因此而笼罩上一层传奇的色彩。在小说中，余永泽是一个落后、自私的小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反面典型。好事者依着追究“本事”的原则把林道静想成杨沫的化身，把张中行认为是现实中的余永泽，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述电影里演余永泽的于是之先生是瘦高个儿、小眼睛、长脸，正与张先生特征相符等等。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当时已经在老家婚娶并且生儿育女的张先生与当时未满18岁的杨女士同居，共同生活了五年，两人在女儿徐然（年近古稀，现居美国）出生之前分道扬镳。分手的原因表面上似乎是杨女士身边出现了马先生，实际上是由于追求的理想和信仰的主义大相径庭，最终到了“不可忍”的程度。道不同，不相与谋，更何况是共朝夕呢。分手之后，杨女士嫁给了马先生，张先生娶了李女士。李女士长张先生一个半月，婚后育有四女，2003年先张先生而去。她知道杨沫，也知道《青春之歌》，她认为那是对自己夫君的诋毁，并且很生气。而张先生则一向不以为然，说哪怕小说中的人物不叫余永泽，而是叫张中行，他也绝不会争辩。

张先生认为共朝夕之人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者基本不可求，大部分可过小部分可忍就可以白头携老，到了不可忍的程度恐怕还是分开为好。虽然分手后张先生与杨沫女士在很长时期里仍旧保持朋友的交往，但是杨沫女士去世后的告别仪式张先生却执意不肯参加，原因是对死者或是情牵或是敬重才会去，而对于杨女士，用张先生自己的话说是“两者都没有”。

 

衣食住行

 

在张先生眼中，感情，尤其是男女之情，是“大事”。至于衣食住行显然是“小事”，但这里还是要说一说这些红尘琐事。

刚认识先生那会儿，每次见到他都穿着同一件极普通的的确良汗衫，后来才知道那汗衫其实不是同一件，而是两件，一模一样，并且是最为得意者。所谓得意，并非款式，而是价钱——五块钱一件，九块钱两件，于是买了两件。

人家给他买了两件薄而软的汗衫，被他称作是“颤抖的”，他说如今人们都喜欢穿那“颤抖的”，他不喜欢。过了夏天，他几乎一律穿中山装，把扣子敞开，还习惯戴两只套袖。

对于吃，张先生有自己的喜好，而且几十年不改。爱吃甜食，尤其是老式的点心。比如中秋节我去送月饼，一盒给他，一盒给别人，他硬是把双黄莲蓉的换成豆沙枣泥的自己留下。他爱吃老家的香河肉饼（一种较有名的京东肉饼），爱吃家常菜，什么京酱肉丝、烧茄子、砂锅豆腐一类的，喜欢到那种每人10块钱标准就能吃得不错的小饭馆去，能吃都吃下，吃不了一定打包。

说他对吃不挑剔吧，也不是，对于饭菜的优劣他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而且善于品评，菜做得好的被他称为“郇厨妙手”。靳飞兄的母亲就因为善于做家常菜而被张先生称为“郇厨妙手”。

在北大住的时候，因为到城里上班不方便，所以他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院里“安家落户”，周末才回家。那被称为“珊影楼”的其实是黑洞洞的楼道尽头的一间小屋，胆小的人恐怕连去一趟都不敢，更别说住在那里了。

他85岁时才分到一套老式塔楼的三居室，不仅房间很小，而且没有客厅，住了11年，没有装修，说一来不实用，二来怕地面明晃晃的连路都不会走了。水泥地面，四白落地，三个房间分别被他称作1号、2号、3号，1号是大间，卧室；2号是书房，家具都是旧的，有张单人床，摆放文稿和杂物，作用有如条案。张先生学问大但居住面积并不大，他曾就小3号到底是6m²，还是8m²的问题当着客人的面亲自测量。

张先生一直身体很好，80多岁的时候还能够自己乘公共汽车从北大到沙滩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上班，先是郊区车，然后换乘市区车，还经常没有座位，东倒西歪地站在车厢里。搬家之后社里有班车，往返都方便了许多。到了90多岁，他仍然约会、外出频繁，平时还经常自己出去复印文稿，上下三层楼从来不用人扶。他坚持“四不”——不戴花镜，不用助听器，不换假牙，不拄拐杖。

市里活动范围嫌窄，他每年还要出城跑几趟，近者如通县、香河，远者如郑州、大同。就算有汽车、火车代步，路还是没少走，而且从来一路兴致勃勃、文思泉涌。

 

请保姆比选总统还难

 

    1994年秋后，先生从北大朗润园女儿的家搬到德外新居和老伴单独住，那之后半年之内先后请过三个保姆，最终是一个也没留下来。

    其一，张家口人氏，已经退休，丧夫之后声称要守孝三年，其间经行公的大女儿介绍来帮忙。正相处融洽之时，不料三年期满，“坟已干”，可以改嫁，要走，不能拦。据说早搞好了对象，很快就办了喜事。

    其二，也是经人介绍，年纪不大，还算能干，后来据说是要帮女儿去作生意，发财的事不能拦，于是也只得送之。

    其三，十六、七岁，初中毕业没考上学校，江西人，想到北京来见见世面，学点东西，其母陪同，先生汇款五百元给请来。她们才来时，我见过一次，那女孩子确是漂亮，一派妖娆打扮，客人未免咋舌：“这是小保姆？！”下次去时相隔不出半月，见又只剩下老两口，问之，答曰这位小姐整日外出连个招呼也不打，听说常出入舞厅等处，先生恐怕其大材小用，不敢强留，又备五百元路费送走了。

    用先生自己的话说：

   “请个小保姆比选总统还难。”

 

主动送“佛”

 

我天生拒绝吃肉类（我认为不能把动物称为“食品”），后来变成了完完全全的素食者，但我从来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主要是由于口味和不忍。

刚认识张先生那会儿，他请我吃饭，让我点菜，我点了两个青菜豆腐，问我为什么不点肉菜，我说不爱吃。我问先生是否点别的菜，他说不用了。那时候当然没有“素食者”这个词，而我那时也并非严格素食，我甚至天真地以为别人也都是爱吃素的，因为肉很难吃。

好像没过几天，见到张先生，他突然说给我写了幅字，边说边去找出来。我很纳闷，我并没有向先生求字，先生是否记错了人。待取来，展开，是个不大的“斗方儿”，一个“佛”字，旁边有行竖写的小字“信士弟子靳欣供养”，没有落款。

说实话，我当时还不明白“信士”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张先生为什么写“佛”送给我。我想上面有我的名字，不会是给错了人，那就道了谢收下吧。

不知过了多久，无意中跟张先生说到我没有宗教信仰的事，张先生很诧异，问：“你不是吃素吗？”我这才恍然大悟。先生悲天悯人，见我吃素，以为我信佛，不仅陪我吃素，而且主动送“佛”给我。

虽然我至今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先生写的“佛”字我一直“供养”。

 

“情有独钟”烤白薯

 

张先生曾有四篇专文写我，其中的三篇提到了烤白薯。

1994年，先生为我当时创办的小诗社写发刊辞，有道是：“比如你作了一首好诗，填了一首好词，想换一块烤白薯吃也办不到，更不要说‘发’了，还能找到几个傻子干这种事吗？想不到真就有靳欣这样的傻子干这种事，她还不只自己作，而且想出办法，希望有更多的人也作。”先生终生痴迷于诗词之境，中有万千感慨，遂以反语道之。

1996年，先生主动撰写《才女靳欣》一文，先发表，后收入先生的作品集《散简集存》，有这样一段话：“而这一位靳欣，就可以一瞬间站在眼前。且夫奇才，必如彗星之不经见者也，今举目能见之，甚至劳她上街头，代我买一块烤白薯，亦浮生难得之一境也。”夸我的意思暂且不谈，而不想买别的，却只要烤白薯。

1998年，先生给我的散文集《梦里情怀》作序，开头写道：“她来了，仍旧贯，手托烤白薯。”

拜访张先生，最好不要手捧鲜花，因为他不忍见其枯萎，一定想办法马上送人。而烤白薯，便宜，实惠，容易买到，且携带方便，关键是还能够投其所爱。

第一次买烤白薯去，进门让他猜买了什么好东西，他忙着手里的事，头也没抬，漫不经心地吐出三个字：“烤白薯。”我曾愕然。后来不用猜他也知道我“手托烤白薯”而来。

 

曾经的拜访

 

多年以前，常到人民教育出版社拜访先生，大致情形如下：上午去，待到中午，留吃饭，不吃，必须交待清楚去处，或者行公请客，或者吃社里提供的盒饭，我分先生一杯羹。下午去，四点左右到，闲聊，无非是最近又去了哪里，谁从外地来了，聊了些什么。然后他准备去坐班车，要带走的东西先生早已装好，这时要再清点一遍，看有无遗漏，然后穿戴整齐（冬天要戴帽子和手套）。看一眼手表，走到胡同口，早已停几辆班车在此，行公照例是认人不认车，不知道该上哪辆，直到有同行的熟人捷足先登，才决定步谁后尘。然后问我是否直接回家，还要去往何处，坐稳，说：“你走吧”。

    我也曾多次到先生家中造访，格式很单一：

上午行公要写文章，我向来是下午去。三点以后到，按门铃，稍候，先生过来看我一眼，然后转身去找钥匙开防盗门。

门厅有沙发，一般情况是客人坐沙发，先生坐靠墙的木椅，老伴过来给沏茶倒水。

    在先生的书房，他坐旧藤椅，往往搬个凳子给我坐。话题通常是“回想录”（即《流年碎影》）写到了哪年哪月，有何精彩之处，然后共赏奇文，先生得意之时我遂拍案称妙。除此，便是谈新近又出了哪些书，正在校哪部书稿，我顺便搜罗两三本让先生题字赠我。

    六点左右，唤吃饭，先生靠墙面南坐，我居左下，我向来不能饮酒，然而先生常以此乃某种女士酒或日本米酒等名目劝我一杯，我遂勉力而为。而我亦不顾先生只能饮多半盅之嘱而强行给他斟满。

    边吃边聊，饭桌上的话题往往是哪儿的过油肉好吃，哪儿的烧茄子地道，哪儿的京酱肉丝量足，或是又发现了哪个馆子便宜，去哪吃饭打了折或没收钱，等等。他特别偏爱甜食，我曾亲眼见到他一边往一小碗粥里放进一大勺白糖，一边正说近来又长了份量，该减肥了。我即使分明吃出了三天的油水，最后还被冠以“没吃饱”的罪名。

至七点多钟，要看《新闻联播》的国际新闻，坐床上看，距电视机不出半米。然后看天气预报，报过了北京的，先生张开口，停顿三五个城市，说：“你要走的话就走吧！”我也不多说什么，起身告辞，老两口送至门口，我说留步，先生惯说“你不知道怎么走，我告诉你。”然后把我引到楼梯口，开了灯，老伴说些有空就来的话，先生不说，大概只问是否直接回家。

 

最后一次拜寿

 

2004年1月7日，农历癸未腊月十六，张先生96岁初度，阳历阴历生日恰逢同一天，我和王湜华先生前去拜寿。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5年没有来张先生家了，感觉一切都没有变化，院子没变，楼道没变，门铃也没变。房子仍旧没有装修，摆设也没什么变化。进门时正有些男男女女鱼贯而出，家里到处都是鲜花和蛋糕，而寿星已经恬然入睡。

我大约是11点半到的张家，张先生的两个女儿陪王先生和我说话，说平日里张先生就睡的多吃的少，这天上午来客人又是说话又是照相，累了，这一觉恐怕就得到下午2点了。

说话间拿出一本2003年“非典”时期文物出版社出的精美册页，收录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感言，也有张先生写的，字迹隽秀齐整，只是笔锋力度大不如前，落款中有“癸未端阳满城风雨之时”，虽然“满城风雨近重阳”因为催租人至没了下文，而在端阳节前后的“非典”时期借用“满城风雨”一词却恰是到了好处。

1999年11月8日张先生突发脑溢血住院，我12月16日下午4点多去305医院看望，那天也是恰巧他刚刚入睡，我只好悄然离去。后来的几年，在各类媒体很少见到张先生的消息，他不述不作，好在8卷文集在第7卷《流年碎影》（回忆录）和第8卷《散简集存》完成之后早已按计划如期出版，也算了却了心事。据女儿说，先生偶尔需用毛笔、钢笔写字，手有些不听使唤，精神大不如前，但头脑还很清楚。

记得张先生多次说过最不情愿客人来送鲜花，首先是不实用，其次是不忍见其凋谢。今又见满室鲜花堆积，不知该如何处置。虽然眼前会有花开花谢，但美丽与芬芳在头脑里挥之不去。

小坐片刻，与王先生起身告辞，张先生两位花甲之年的女公子送至楼梯口。眼前又浮现出每次张先生和老伴送我出门的情景，每次都是把灯按亮，嘱我路上小心。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也演浮生梦一场

 

我爱诗词，也常与先生探讨诗词。

先生给我的墨宝，除了“余事作诗人”，便是这首他自己的诗：“欲书花叶寄朝云，不合时宜岂可闻。织锦诗才惊百代，天涯何处一逢君。”先生以学问和文章令世人倾倒，而我觉得他在诗词方面的造诣也足以显示出他的绝代才华。

最初读到的是《诗词读写丛话》，语出惊人，常有会心之处。妙论之外，尚有《说梦草》一卷，选编了一些他近年的诗作、词作，富有情意而又少烟火气，空灵、有味，融实境、梦境、诗境于一炉，跳出来的不是火眼金睛，而是芳尘翠袖，一并那临去的秋波。比如“可堪意树千寻茂，孤负心灯一瞬明”；“妙意丁宁归翰墨，珠帏颦蹙记年华”；“总有嫦娥移影去，更无狐鬼入门来”；……都是我极为喜爱的句子。

我当初曾劝先生出本诗词集，把这些“享之千金”的所谓“敝帚”公之于众，先生起初不肯，理由是，写白话的文章拿出来跟“五·四”以后的人比，勉强说得过去；把诗词印出来就得跟唐宋的人比，哪里敢比？后来，在友朋和出版社的一再劝说之下，《说梦草》才终于得以问世。1999年2月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诗集《说梦草》的首发式，与会者有启功、王世襄等诸位德高望重的前辈。

之所以叫“说梦”，是因为前面还有“痴人”两个字。这是表示，其中有梦，也有痴。其实也无妨说，梦和痴是一回事，痴是根由，梦是表现。

沈峻女士给丁聪先生编的《我画你写》中有先生画像一幅，配他的自题诗一首：“白首苍颜貌不洋，香奁绮梦定难偿。观棋听侃随缘事，也演浮生戏一场。”先生的诗词中对梦字尤为偏爱，我用这个小标题，也但愿诗梦长存。

 

我敬佩张先生的睿智，那是任何岁月沧桑都无法泯灭的思想的光辉。

我倾倒于张先生的文字，他通过语言的艺术释放出一种感发生命的力量。

我也仰慕先生平淡的生活方式，他守着一颗平常心作个平常人，在“都市柴门”里过着如水的日子。

就那样向着天边远去。

永远的张中行先生。

 

尽心

2006-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