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禁摊贩：公权力应有的共生主义意识

曹　林

　　一周以来，一则消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众多马路小摊贩之间广为传播：该市城管局已制定了路边摊“禁改限”的管理方案，政府将划出特定区域在特定时间内允许小贩摆摊经营。该局副局长张新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概取缔摊贩既难以实现也不符实际，一来有市民传统生活习惯的需求，一来是弱势群体养家糊口的途径，把这些人唯一的生活来源禁了，他们靠什么生存？所以准备实施“禁改限”， 引入“市民听证”的民主征询程序设立摊点。（9月4日《中国青年报》）
　　在城管与摊贩冲突不断的语境中，如此考虑市民需求和体贴小摊贩的话从一个城管领导口中说出来，真让人无限感慨——说的多好啊，这些话比从一些时评家笔下写出来要厚重百倍，比时下流行的那种“城管小贩换位秀”深刻百倍。马路设摊“禁改限”意味着城管权力将会变小，可罚之款将会变少，执法经济将会萎缩和断奶，而管理者能站到被管理者利益立场看待对自身的限权，实在是一种可贵的权力美德。尤其是在不少地方管理者为了部门地盘利益不断创设、扩张和变现权力的情况下，尤显可贵。
　　更值得欣赏的是，禁改限方案和这位城管官员的话表现出一种共生主义情怀：社会秩序是以相互依赖、共同生存为发展生态的，自己活得更好不能以别人的“活不下去”为代价，自己发大财要允许别人发点小财或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应给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生存机会和发展通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位城管官员理性地看到市民的生活习惯需求，体贴地考虑到“把这些人惟一的生活来源禁了他们靠什么生存”，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们无路可走，又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不良后果”，就是一种典型的共生主义：考虑到每个人（尤其是最弱者）的生存机会，不把别人生存的路堵绝。不给别人生存机会的话，这个社会没人能安稳、舒适地活着。
　　与共生主义相对的是通吃主义，即所谓的赢者通吃、弱肉强食、强者生存和权力垄断，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别人的生存，为了某些利益可以牺牲部分人的生存机会。毋庸讳言，当下社会存在着不少这种霸道的通吃主义，共生意识极其缺乏：包工头赚大钱了连民工那点儿血汗钱都不想给，官员占有了相当多的福利甚至还想冒领慈善救济金，领导为了政绩形象不惜推平穷人遮雨的贫民窑，房产商为了丰厚的利润不惜纵火拆迁……显然，禁止摊贩中也缺乏共生，为了城市表面光鲜的形象和领导的“创卫政绩”可以置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于不顾，为了城市形象利益可以牺牲商贩的生存机会，有领导生，有城管生，而没有摊贩的生，就不是共生，而是弱肉强食。
　　正由于普遍缺乏这种共生主义，才有了当下社会许多尖锐的暴力冲突和激烈的阶层情绪对抗，当包工头赚了大钱而不给农民工生存机会，当领导为了政绩不给贫民生存机会，当城管砸了摊贩的饭碗不给摊贩的生存机会，那些无能生存而绝望的人、被社会排斥和抛弃的人会怎样对待这个社会？不能共生，好，那就谁也别想活好，从广东的阿星杀包工头案到北京的商贩刺城管案，都源于通吃主义横行、共生主义缺乏下的弱者报复。
　　为了消弭这些冲突，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必然让别人也能生存——郑州市城管局那位官员传递的正是这个含义。公共行政绝不能以消灭某部分人的生存机会为代价，必须有共生意识，追求共赢而不是独食，寻求利益均衡而不是通吃，这样的社会才能真正和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