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时各方面评价过高”复辟暂住证？

 

曹　林

 

　　全国第一个取消暂住证的城市沈阳拟于明年恢复“暂住证”的使用！有媒体近日披露了这则颇具戏剧性的消息，而此时距当初取消仅仅过去29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承认“确有其事”，并解释了出言谨慎的原因：2003年沈阳率先取消暂住证时各方面评价过高，政策上马比较仓促，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利的影响和造成的负担，而现在“恢复‘暂住证’”的决定如果仓促做出，容易给外界造成“政策倒退”的负面印象。（12月14日《华商晨报》）
　　感觉这位负责人真有点掩耳盗铃的自欺意味：靠，以为这回“出言谨慎”，外界就不会认为这是“政策倒退”吗？更有点怪罪舆论的卸责意味：各方面当初为何对我们的评价那么高，忽悠得俺们仓促上马，如今问题慢慢暴露出来，俺们不得不复辟了——遮遮掩掩地拿“当时各方面评价过高”作为复辟暂住证的一个挡前牌，笔者觉得其中隐藏着一种很傲慢的行政理念。
　　如此解释，很像一个在人们印象中挺不错的人，却做了与这种印象不符的坏事，面对人们的指责耍起了无赖：谁叫你们当初把我想像得那么好——谁叫你们当初对我们的评价那么高，也隐含着这种“反咬一口”式的无赖味道。
　　怪当时各方面评价过高，以致政策上马比较仓促——我首先想问的是，自己的脑袋哪里去了，难道公共部门没有独立而理性的判断吗？难道公共部门不应该为自己出台的政策负责任？我更想问的是，难道有关部门取消暂住证的目的并不像各方面评价的那么高尚，“过高的评价”只是一种美丽的误读？如果是这样，有关部门当时怎么就那么脸不红心不跳地欣然笑纳了那些美名，如今“复辟”是对冲动的惩罚。
　　把如今的问题归咎于“当时各方面评价过高”，表明有关部门缺乏敢于认领负责的政治德性，拉不出屎怨茅庐，遇到麻烦，喜欢往其他人身上推。
　　另一方面，各方面的评价真得过高吗？记得2003年7月22日沈阳取消暂住证、推行登记暂住制时，当时舆论是一片赞誉之声，有的说这是农民工权利的平等实现，有的说这是突破城市二元隔阂的第一步，有的说这体现了城市宽容文明的进化，还有的评价“证的递减”意味着“人的解放”——确实，评价是很高的，可这么高的评价，难道不正是民众对沈阳新政殷切的期待，不正是拳拳的民意吗？而民意所指，不正是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怎么反而怪“评价过高”了。
　　老百姓期待政府做的，有关部门做不到，不反思自身的行政能力，反而怪“评价过高”，这种“逆向归咎”折射出有关部门对民意的傲慢：本是民意评价政府行为，如今却反过来了，官僚反过来藏否民意。
　　分析新闻报道可知，此次沈阳的暂住证制度所以复辟，还是出于对自身管理的方便——取消暂住证后，带来许多管理麻烦和成本，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要“施行一种与从前一证式管理模式有所类似的新模式”。很显然，有关部门在以自己的管理为中心来布局复辟的。可一个服务型的现代政府，应该以公民权利为核心来看待改革的。改革，必然要以人的解放和公民更多的自由权利为核心。在这一理念下，如果改革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甚至失控，应该强化的是政府的民主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而不是收回已经放手的民权。改革之初老百姓的高评价，政府应该珍视为自身执政的一种承诺，不能轻易推倒这种承诺，轻薄民意。
　　婚检改革的倒退与暂住证的复辟背后，是否潜伏着一种“倒退有理”的理论幽灵？这些复辟很打击老百姓对改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