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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中原诗群:我们该怎么办?

(2009-04-10 10: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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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言愚非

中国洛阳

余子愚

文化

分类: 他言愚非

中原诗群:我们该怎么办?

 

文/林原

背景:

 

2008年夏,由中原诗歌论坛主办的“2008年首届中原青年诗会”在河南焦作圆满举行,此次诗会集中了如西屿、周涛、余子愚、刘良伟、刘旭阳等比较优秀的河南青年诗人。2008年秋冬之交,《延伸》诗刊在焦作创刊,刊发了多位比较有影响的河南“80后”青年诗人的作品。2009年3月14日,近20多位河南“80后”青年诗人齐聚省文学院,参加《钝》诗刊首发式,在此聚会中,又讨论了关于“2009年第二届中原青年诗会”的举办事宜。经高野,余子愚等人努力,“2009年第二届中原青年诗会”将于4月18日在洛阳图书馆举行。

2009年春,西间在中原诗歌论坛发帖《“中原诗群”80后印象》,后经激烈讨论,“中原诗群”命名被确认。

 

一:商业化浪潮下的“中原诗群”写作方向

 

从成长大环境上来讨论“中原诗群”的特点,我想,会是比较容易的。80年代出生,国家正值产品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型,90年代受教育,国家开始迈进市场经济社会,新世纪走入社会,国家开始向资本经济社会蜕变。如果再细分,“前80”的生活经历多曲折但完整,“后80”的生活经历颇风顺但残缺;“前80”所受的教育是全面的,并且他们成熟的时代正值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后80”从上高中开始文理分科,到大学又遭遇高等教育折扣化,而他们成熟的时代正值全球经济危机爆发。总的来说,“中原诗群”中的每一位诗人都经历了多变的生活,都有一条被社会触动的既敏锐又脆弱的神经,这是他们的写作前提,也是“中原诗群”得以被命名的共性基础。况且,从空间上和时间上看,“中原诗群”的确遇到了一个绝好的时代:连续多年,河南省保持了GDP总量全国第五的地位,中原文化有着悠久的包容传统,中原大地有着醇厚的文化底蕴……

对于在1980以后出生的诗人,缱绻在商业化浪潮之下生存、思考、写作,已是不争论的事实。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多极化发展的社会,相应地,商业化浪潮之下的写作,也会是多极化写作,“一言堂”不复存在。“中原诗群”的写作,也正体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叙事,或抒情,传统的古典的语言规则和诗歌哲学屡遭挑战,新的写作方式层出不穷。比如衣水的“性感写作”,余子愚、刘良伟的“生活写作”,刘旭阳、褚矗的“自我写作”……值得注意的是,以马东旭、西间为代表的“新乡村写作”,惯于采用一种哲学上的扭曲的表达。

如同西间给出的“中原诗群”的定义:“中原诗群”的出现是由于生活在中原地区(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包括洛阳、焦作、安阳、开封、许昌、平顶山、商丘等区域)的诗人,由于地域的契合和语言(以语音的相似性)为基础,“诗歌”作为纽带,加之以文字和多媒体的流通而形成的诗歌群体。从宏观上总结,“中原诗群”的写作仍旧是一种“圈子文化写作”,我们所面临的紧要的问题是:走出去。“中原诗群”的影响,包括“命名影响”与“文本影响”,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不利的文艺体制下,来扩大“中原诗群”的“文本影响”,这才是最有意义的,最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二:“中原诗群”的文本内涵

 

——西屿、李明

 

此二人皆擅饮,且皆是热情豪放之人。西屿的诗我读的不多,感觉他习惯表达一种古典的疼痛,有一首小诗《他》,给我印象很深。对于“中原诗群”来讲,西屿的重要性似乎不在文本上,虽则他一贯低调,但他领导了河南“80后”青年诗人的集体突围。另外,据余子愚讲,西屿的小说和散文写的也相当不错。西屿的《天这么快就黑了》是很不错的抒情诗,含蓄且韵味儿十足,可称经典。或许,西屿心中确有“经典”情结。

说起李明,就要从《钝》诗刊说起。西屿与李明等人编辑的《钝》诗刊,选发了很多“非常规”的诗歌,在发行之后,惹起很多争议。我学识有限,不敢乱下论断,因此只简述李明此人与其诗。李明大学期间玩“无事生非主义”,后参与撒娇派,创立钝一代,05年离沪居郑州。观李明之诗,诗风豪放,且大多与酒有关,如其作《酒局》,洋洋洒洒,大有黄河奔流之势,我读之后,颇钦佩其语句之随心所欲,信手拈来。另,李明的诗中有很强的复古意识,这决定了其诗歌文本的文化意义。李明要表达的,是一种失落的英雄主义。例如小诗《通知》,仅仅两行,就说明了一个时代的特征。

 

——高野、刘旭阳、丁东亚

 

抒情是诗歌的母题,无论形式如何,抒情,是诗歌的本质。高野的《父亲五十四岁了》这首诗,可称其代表作品。作为底层写作的坚持者,高野有一根敏锐的神经,亲情,乃是我们最容易忽略最难描写清楚的感情,但高野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伟大的亲情,还通过情感的描写,来揭示生命的苦难。一种真实的打动,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高野的抒情算的上是纯粹的抒情。高野生活经历丰富,故诗歌语言极能吸引人,这里,要排除诗歌技法的因素,他的“三真”(真场景、真情感、真文字)写作原则,很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中原诗歌论坛的创办人之一,高野为“中原诗群”的形成做了太多的努力。

刘旭阳与我一样,还是在校大学生,早闻其名,直到《钝》诗刊首发式那天才见面。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通过眼睛,我看到深邃。刘旭阳的诗作有一些实验成分,但在抒情方面,如《红豆》,技法纯熟,语言唯美,表达干净。《黄昏的大海》这首诗,语言上同样地干净利索,我相信刘旭阳的语言功底,看过他写的两篇散文,他那种善于把握文字的特性很有“古典派”的味道。刘旭阳的诗歌文本是比较纯粹的文本,诗歌中处处隐藏“自我意识”,这就是他的出众之处。

丁东亚曾提出“忧伤写作”的概念,但这不是他的全部。丁东亚如今的诗作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简单。句子简单,如同清洁过,《在早晨》是这种纯净抒情的代表。丁东亚有着与刘旭阳同样高超的词语驾驭能力,我相信这是丁东亚这些年努力的结果。我将高野,刘旭阳,丁东亚三人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基本上可以总结出“中原诗群”抒情诗写作的三大特点:真,纯,净。

 

——余子愚、刘良伟

 

余子愚和刘良伟可以说是真正的“生活写作”。余子愚有过南方打工的经历,写过一些打工诗歌,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刘良伟多年客居焦作,写了很多与这个城市有关的诗作。两个人有很多的共性,性情上的,作品上的。其实我一直把他俩归于“羁旅写作”的队伍中,因为“羁旅”这个身份,使得他们有了心细的品质,善于从小问题,小事件,小感触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美得追求和对情感的理解。余子愚的《10月7日,给父亲打电话》被许多人评点,表达精确,书写生动,令人击节。张秋歌如此评价这首诗:在写作技巧上没有什么创新处,语言琐碎,甚至读起来有点土气,但正是这种土气,表达了挚实深沉的拳拳父爱。《小卖部》一诗,则体现出了作者的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这是一个升华。

刘良伟跟余子愚一样,是一个性格积极地性情中人。刘良伟的诗作里有很多是描写客居地的人和事的。在焦作,他有一帮铁杆儿朋友,我有幸算作其一。刘良伟的诗作是现实的,因为他一直在描写日常见闻,他在记录当下的生活,点点滴滴。他写过很多优秀的组诗,如《走过岁月的苍茫》、《回故乡》等,语言不事雕琢,擅用隐喻。“我一次轻轻地转身,拉开了两条河的奔腾”(《回故乡》),诗人心境豁达,并不表现俗套的伤痕累累。“平淡是真”,我想,用这样的字眼概括余子愚、刘良伟的诗歌写作,是再适合不过的。在“中原诗群”中,余子愚、刘良伟以其朴实无华的诗风,决定了他们的重要性。

 

——马东旭、西间

 

马东旭的《申家沟》,是一首很值得讨论的经典作品,与西间的《九月的乡村》,可以并称“新乡村写作”的代表。相比较而言,马东旭的《申家沟》精致而残忍,西间的《九月的乡村》则一贯断断续续的排山倒海。我是在《钝》诗刊首发式上认识马东旭,跟他聊过之后,感觉其人有些江湖人那种重情义的品质。跟西间一样,大家都是大学生,都有些知识分子的味道。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在大学校园,有很多诗人描写村庄,并且蔚然成风,这跟海子和骆一禾的影响有关,因此我将其称作“新乡村写作”。无疑,马东旭和西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马东旭是一个勤奋的人,好作品不少,如《行走的瓦刀》,河东评曰:以一种冷静的情感倾诉父亲的幸福和我的幸福,两种截然不同的幸福纠缠成一种痛。如《姐姐我要一个人游走南方》,用现实主义手法成功地描写了打工青年的情感心理。

西间和我是校友,他虽比我年长,却是我的师弟。大学以来,我们多有诗歌方面的交流。西间早期的作品形而上学很厉害,用语言重新构筑了一个“乡村”,近些日子则在从事叙事的实验,并且已有成功的作品。区别于马东旭的抒情风格,西间的乡村诗歌更倾向于哲学层面的表达,马东旭是从下到上,西间则反了过来。我肯定比别人了解西间,他的诗歌才华类似于骆一禾的狂热抒情。

 

——褚矗

 

“中原诗群”理想主义的代表,无疑是褚矗。此人身上有很多优点:倔强,坚韧,行动能力强,擅于思考等。他在学校办了个叫《醒客》的报纸,有一些影响。跟他聊天,你会发觉他是一个特别睿智的人。褚矗的诗歌写作自我意识很重,有神秘主义的倾向,并且承继了意象派,长于隐喻。阅读褚矗,让我想起以前非常喜爱的一位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褚矗坚持“存在”的哲学立场,尽管他的“存在”是脱离当下生活的。“我要悄悄的睡下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我醒的多彻底”(《悄悄》),这种思想的自我表达和刘旭阳的情感自我表达异曲同工。褚矗有他自己的“世界意识”,或者说“存在意识”,这是我最欣赏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在诗歌上,在生活中。

 

三:“中原诗群”的文化内涵

 

诗人是一个边缘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诗人群体相对而言就成了比较纯粹的群体,远离世俗。“中原诗群”是指一些人,一些诗人。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原大地有过很多次优秀的诗歌时代,“中原诗群”只是历史的再现,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延续。再者,相对于区域文化而言,“中原诗群”必须担上精英分子的重担。复兴中原文化,不能只说不做,“中原诗群”要做,这是历史的选择。

然而我们遇到了一个不利的时代,所有的理想都显得那么困难遥远。我们面临许多问题:跟写作有关的,跟写作无关的。商业化使得诗歌告别了利益,全民奔着利益去了,留下很少的人坚守诗歌,“诗人”退化成“第二身份”。从以上的文本总结来看,“中原诗群”已经有了一定得实力,这是一个蕴含能量的群体,对社会来说,该如何利用这些能量,谁愿意用这些能量,这些能量用来做什么?“中原诗群”其实是一个处境尴尬的群体,我们自己喊出“突围”的口号,局外人则看到我们在“挣扎”。

根据目前的综合情势,“中原群体”面临两条路的选择:一是,在突围中获得话语权,进而发挥自己的能力,复兴中原文化;另一条路,就是在挣扎中进入文学史。无论走哪条路,都离不开我们的努力和外界的支持,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实现“中原诗群”的理想。丁东亚在首届“中原青年诗会”上说:未来的诗歌界是属于我们这年轻一代的。豪气可嘉,但我们还是要慎视我们所面对的阻碍,要实现“中原诗群”的文化内涵,需要我们很多很多的付出。

 

四:“中原诗群”——路向何方

 

诗歌不能带来金钱收益,因此更像个慈善事业。“中原诗群”有着强大的文本储藏,需要有一个自己展示平台,目前,这个问题制约着“中原诗群”的继续发展壮大。“中原诗群”呈现出多极化的文本写作,但是没有一个适合的评论体系,这样会降低“中原诗群”的文本价值。

我所知道的,有很多诗人已进行多面写作,如西屿,刘旭阳等。什么时候,“中原诗群”能打破这种单一文体写作,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写作,这值得我们思考。

从诗歌开始,“中原诗群”向真理迈进。

 

五:后记

 

这篇文章写在“2009年第二届中原青年诗会”之前,算是我对诗会表达的一个立场。文中我将我的关于“中原诗群”的理解和认识和盘托出,望诸君共讨论,一切为了“中原诗群”。另,本文参考了余子愚,西间,马东旭,桂圆等人的一些文稿,在此一并致谢,希望关于“中原诗群”的讨论继续下去,大家为中原文化能做的更多。

预祝“2009年第二届中原青年诗会”在洛阳举办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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