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宋馥李 胡群

     42岁的张爱杰把自己的人生转折点算到2004年12月的一天。
    那一天，她和另外40多个人一样，还在徐州市友谊商场上班，突然接到公司劳资科的电话，通知她们移交劳动关系手续。企业要破产了，她必须接受失业的命运。
    不过，破产的不是友谊商场，而是友谊商场下属的电子公司。1998年，友谊商场下属的电子公司宣布停产，张爱杰便被安置到友谊商场上班，但劳动关系还挂在已经停产的电子公司档案上。
    与张爱杰情况相同的，另外还有44名同事。那时，友谊商场和电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同一个人，而且共同隶属于中煤五建公司（以下简称中煤五建），而中煤五建，又是另一个央企大佬的子公司——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
    张爱杰失去了工作，没什么生存技能，困窘的生活引发了家庭矛盾，她离婚了。2009年，前夫车祸身亡，儿子正在读职高，生活更加不堪，张爱杰靠做家政服务维持生计。她说：“要不是公司破产把我们赶出来，我的生活不会如此艰难。”
    但是，张爱杰不完全清楚的是，中煤五建以她及众多“同事”的名义向财政申领的多项补偿款项仍静静地挂在账上，而且许多“同事”是“徒具虚名”。
突然的破产
    来自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破产档案显示：2004年，隶属于中煤五建公司的四家企业——大自然植物油厂、友谊商场电子公司、蔬菜速冻厂和石膏矿实施了捆绑式破产。
    正式的破产立案是从2003年开始的，而实际的申请和酝酿，则更早。可此次破产，回头想来越发显露出令人费解之处——被破产分流的职工们没有见到任何破产文件，没见过破产清算组人员，没有一个领导出面开个职工大会宣布此事。破产职工夏盐军如是回忆说。
    “破产过程，那是领导管的事情，我们工人知道什么。”一位工人抱怨说。《中国财富》记者对诸多职工的走访验证了该位工人的抱怨。大多数职工，只是在临近尾声时，即他们被通知分流或终止劳动合同时，才知道破产这回事。至于破产的操作过程，无人知晓。
    几乎所有的破产文件都以维护社会稳定为指向，但破产后的中煤五建公司并不安定，持续的举报和上访成为部分职工的生活常态。
    2009年9月1日，在徐州市中心干道淮海西路241号中煤五建大厦前，16名因企业破产而被分流或下岗的职工，高举写着“强烈要求查办中煤五建虚假破产坑害职工”等标语的条幅，中煤五建公司则出动几十名保安抢夺标语，以致发生相互推搡。上访女工王秀玲心脏病复发，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但保安又把另一名工人推上汽车，带到了对面的友谊商场四楼会议室，限制人身自由两个多小时。
    被分流下岗职工们认为，看似非常突然的破产，实则酝酿了很长时间。参与破产的中煤五建人力资源部主任邓映民证实了职工们的猜测。他告诉记者，中煤五建高层最早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考虑运用政策性破产的方法甩掉包袱了。
    大中型国有企业兴起多种经营，大搞第三产业，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掀起一轮高潮。中煤五建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唐冬戈告诉记者，大自然植物油厂就是中煤五建开展多种经营的一个尝试。但由于不懂行情，初涉该行业的植物油厂从东北购进大豆时，多次上当，亏损严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正处于国企减员增效的攻坚阶段，如何甩掉包袱，轻装上阵，是诸如中煤五建这样的老牌国企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此时，中煤五建实施多种经营的各个下属企业，渐渐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从2003年开始，捆绑式破产正式开始操作。所谓捆绑式破产，就是把公司内所有经营不善的二级单位先整合到一处，再集体实行破产。
    破产时，杨大伟担任中煤五建公司的副总经理，分管多种经营，经历了整个破产过程。杨大伟说，当时，政策性破产对于早已陷入经营困境的中煤五建来说，是个契机，因为有国家财政拨款来解决职工安置问题，企业的银行贷款可以核销，操作成功，企业可以一举甩掉不良的企业和债务。
    当然，国有企业破产仍属敏感事务。当时，来自中央和省市的相关部门，反复强调要维护稳定，平稳有序地处理好职工安置问题。
    记者从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阅档案得知，该破产案件得到了徐州市方方面面的重视，常务副市长李文顺任破产领导小组组长，当时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刘长春亲自审核职工安置情况，以确保社会稳定。
    档案显示，对破产职工的安置方案是：分流安置一部分人，大约包括1002人；终止劳动合同84人；退休或提前退休51人，再加上1名六级工伤人员。需要安置的职工一共是1138人。
    绝大部分职工被分流安置到中煤五建公司别的二级单位。例如，原来石膏矿的549名职工由中煤五建第二工程处接收。破产档案文件还显示，当时的破产清算小组要求各单位接收安置职工，暂时无法安排就业的，先安置职工的生活费，社会保险费均由接收单位从接收之日起支付和缴纳。
不公开，但公正？
    从记者查阅到的档案来看，破产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重视和关照，安置补偿政策完善周详。但为什么会受到破产职工们如此强烈的质疑呢？
    被分流下岗职工首要的问题是，破产过程为何没有公开？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保存的破产相关文件显示，2003年4月20日，中煤五建三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应到87人，实到79人，符合法定人数。此次会议，一致通过了破产预案。
    对此，中煤五建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邓映民的解释是，现在很多反映问题的职工，不是职工代表，不知道破产一事是正常的。
    “整个破产过程透明度不高，是事实。”中煤五建原副总经理杨大伟说。但杨大伟认为，破产虽然是不公开的，却是公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原因是，当时的公司管理层对能否操作此次政策性破产把握不大，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如果公布太早而操作不成功，担心会出现不稳定因素。
    而中煤五建人力资源部主任邓映民说：“破产过程存在一些瑕疵。”
    从1995年中煤五建公司实行劳动合同制之后，职工们均签署了劳动合同。但是劳动关系没有及时变更。职工在中煤五建公司下属的各个二级单位调转时，劳动关系始终还挂在原公司。例如，有人从下属的工程一处调到二处，劳动关系实质变更了，但合同还维持不变。
    2003年，国资委下发文件，国企实施主辅分离，剥离三产。这一年，许多国企开始了改制。中煤五建下属的友谊商场试图改制，但遭到了友谊商场职工的强烈抵制。因为依照文件，实施破产，职工的经济补偿金是不封顶的，而如果是改制，职工的经济补偿金最高只能算十二年。
    所以，邓映民认为，友谊商场电子公司的人，对破产是完全知情的。当时电子公司的破产和友谊商场的改制同时进行，职工们主动选择了对自己较为有利的破产，因为按照破产的政策，可以领到比改制更多的补偿金。至于后来的上访，则是因为友谊商场的改制最终没有完成，而且友谊商场最终实现了扭亏为盈。这让破产的那部分职工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多少人？多少钱？
    2004年，1138人的中煤五建的四家二级企业正式破产了。档案文件显示，四家企业的破产，结局是“圆满、成功”。
    档案还显示，破产的四家企业，留下的职工债务（包括职工工资、安置费、社会保险费、医药费、经常性费用）共计6526.41万元。按照政策性破产的相关文件，盘点后的四家企业的剩余资产，首先偿付职工债，实际清偿率为0.3%，即剩余资产仅够清偿职工债的0.3%。
    这意味着，清偿巨额的职工债，基本要靠财政拨款。
    杨大伟和邓映民均记得，最终财政部拨付下来的款项总额为5000多万元，是根据安置方案提出申请并严格审核批下来的款项。
    但是，破产档案上记录的1138人，面临巨大的悬疑。
    记者走访多位破产企业的职工，根据很多职工的记忆，还原出来的四家企业人数是：植物油厂大致500多人，石膏矿50多人，蔬菜速冻厂20多人，电子公司45人。
    那么，四家破产企业究竟有多少职工？
    杨大伟甚至给出了前后矛盾的答案。他回忆说，四个破产企业加在一起的人数是600～700人，但最终申报的1138人是有根据的。
    事实上，记者调查到的情况是，大自然植物油厂、蔬菜速冻厂和石膏矿三家企业，早在1998年前后，实际上便已停产，职工陆续被分流到了中煤五建第二工程处、第三工程处等下属二级单位。分流到上述单位的破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已经处于待岗状态，即内退。他们只能领到基本生活费，而社保费用由企业上缴，到退休年龄时再退休。
    石膏矿原职工王祥萍1998年被分流到中煤五建第五工程处，每个月领取150元的生活费，至今，即使涨了之后，亦不过每月268元。还有一部分职工在1998年企业停产后，已经离开企业自谋职业。
    原大自然植物油厂司机王教学，1998年被分流到中煤五建第二工程处，同样是领取生活费至今，截至目前，他没有正式接到过关于破产的通知，没有领取过相应的补偿金。
    只有电子公司的部分职工（辞职、失踪以及分流的职工不算）拿到了部分破产补偿金，而另外三家破产企业（植物油厂、石膏矿和蔬菜速冻厂）的大部分员工（终止合同的人拿到了部分补偿金），只拿到每月150元的生活费。
    四家破产企业的职工人数成为悬疑。来自财政部的5000多万元拨款的用途，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记者从获取的一份《徐州友谊电子产品制造公司职工医药费统计表》中得知，2001年度，已从电子公司调出及辞职的数十人仍有报销记录，而从电子公司原职工处得知，不但医药费报销名单中有这些人的记录，就连企业破产名单中仍有这些人的名单，而这些辞职、调出和失踪人员根本就没领到企业破产补偿金。但即使是这份报销记录，仍有很多人表示没有去报销，更没有拿到报销的费用。
    从另一份《电子公司破产清算职工内债清册》中看到，一共五种费用，人均有近3万元的内债。而记者采访到的数十位原职工均表示，只领到医药费和经济补偿款，养老金、医保金和清算期生活费根本没领。而内债清册显示，金额最大的恰恰是这三种原职工未领取的“内债”，占全部内债总额的2/3。
    王成峰是原电子公司工程师，2002年办理了停薪留职，离开了经营不善的电子公司去创业。电子公司破产时，他毫不知情。后来，他向企业要求补发补偿金，但被告知，已办理停薪留职的员工不能领取补偿金。而王成峰正是电子公司内债清册中破产员工中的一员。
    陆井泉，原友谊商场公司销售人员，1995年离开徐州到河南工作，之后同事及邻居再没有见到他，而那份2001年职工医药费统计表中，记者赫然见到陆井泉的报销金额。另外，陆井泉亦在电子公司的破产员工之列。
    杨大伟回忆，财政部的拨款下来后，有80多万元用于商场所属的电子公司职工的破产安置。但他同时说，商场电子公司被终止劳动合同的职工共45名，每人分到六七千元的补偿金。但被终止劳动合同的职工的社保资金还挂在账面上。邓映民说，这个款目前谁都不敢动用，要等到国家审计署审计之后，才能明确使用方向。
    邓映民和杨大伟均表示，资金的使用非常严格，绝对没有流进任何私人的腰包。
    中煤五建的一位中层干部对记者说，只要没有落入个人腰包就不怕他们告，财政部和江苏省都下来查过几次，均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所以五建公司不怕有些人上访。虽然他们通过网络发布了很多不实之词，但他们作为五建公司原职工，公司还是容忍了他们的行为。
    现年48岁的王秀玲说：“所有电子公司的下岗职工，都是与友谊商场签的合同，但电子公司破产时都被算进了电子公司。国企破产改制亏了国家，苦了我们工人。当权利受到侵害，我不愿妥协。”
（责任编辑 姚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