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

                              ——我生活中的邓正来（3）

4、人生知己

    我和正来，性格截然相反，我柔他刚，我内倾拘谨，他外向豪放，反差极其鲜明。我们这么好，不但旁人诧异，我自己有时也略感惊奇。在交往中，性格强的人往往比性格弱的人主动，我们也是如此。我隐约的感觉是，他不但欣赏我，理解我，而且对我怀有一种怜惜之情，仿佛我生命中的一位贵人，要来帮助我、照护我。

    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我不在场的场合，如果有谁说我不好，他就特别生气。因为写了许多散文，学界常有人讥我不务正业，他听见了必为我辩护。他办《中国社会科学论丛》，把我的名字放在编委的前列，有人表示异议，他就问：“你们看过他的哲学吗，他的散文中的哲学怎么就不是哲学了呢？”有一回，在餐桌上，他让每人用一个词评论我的散文，有说朴实的，有说优美的，我自己说的是直接，他认为都不准确，得意地说出一个词：深刻。

   不过，对于我没有把尼采做下去，他其实是遗憾的。患喉癌后不久，一次电话里，他严肃地对我讲了一番话，他说他憋了很久，一直想讲的。大意是，他对我不满，为我可惜，我应该回来搞学术了。他的病使他想到，上帝随时可能唤走我们，我快六十了，再不做以后做不了了。他希望我完成尼采的翻译和研究，说这是能够传世的事业。

    他的这番话使我知道，虽然他在别人面前为我辩护，但心中也认为学术应该是我的主业。我自己对此颇觉烦难，我做事只问兴趣，不求传世，尼采也是我的兴趣之所在，但精力难以兼顾。现在上帝已把他唤走，格外加重了他的规劝的分量，我一定要认真想清楚，在上帝把我唤走之前，我最应该做、不做就真正遗恨的事情是什么，据此来安排我的工作。

   正来对我是偏爱的，因为偏爱而能容他人之不容，也因为偏爱而能察他人之不察。2000年冬，我参加人文学者南极行，他反对，责问道：“别人写不出东西，所以需要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找些貌似惊人的材料以吸引读者，你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自己想写的东西还来不及写，为什么要去南极？”我实在不愿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依然成行。他在金东大酒楼为我壮行，席间很动感情，一再叮咛我平安归来，说他读我的书最认真，最理解我，要给我的南极之书写序。归来后，我写成《南极无新闻》一书，那次南极行被炒成新闻，这个书名表达了我的抗争。正来践诺写序，写出那天特别激动，分别给好几人打电话，声情并茂地朗读全文。他说：“不是周国平，我不会写，是周国平，别人也写不出。”

    的确如此，他从来只写学术论著，为我破了例，而他对我的理解极其准确，无人能及。序的标题是《社会的“眼睛”与独行的个人》，其中说我对社会的态度是“参与其间但决不放弃自我，生活于其间但决不放弃对它进行批判的权利，力图以一种独语的方式去重构这个社会”，而“所采用的方式是相当平和细腻的，但确确实实是不屈坚毅的”。我心知，未尝有人如此恰如其分地把握我对社会的态度的实质以及这种态度中的微妙之处。

    正来曾多次说，将来我的墓志铭由他来写。他的态度是认真的，决非戏言。岂料他先我而走，在他的未竟之业中，还有这小小的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