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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火车后，我和杨木乔又转乘汽车，颠簸了三四个小时，终于来到了矿上。下了汽车后，我在镇上找到一家买纸钱和花圈的铺子，买了一个最大的花圈，又买了大捆大捆的纸钱。

 

矿上专门成立了善后委员会，长长的宽阔的院坝里停满了大大小小的黑黝黝的棺材，棺材上是哭着拍打的矿工们的家属。我被人引着来到一口棺材前，那人指了指棺材上的名字对我说：

“这就是。”

 

弟弟是在矿难发生后第二天才被挖掘出来的，挖掘出来的时候，他早已停止了呼吸。我跪倒在棺材面前，向弟弟叩了三个响头。

在我到达的当天下午，矿上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棺材盖被抬开，我看到了躺在棺材里的弟弟，经过整容后的他看起来是那么的安详，他的一双眼睛半睁半闭着，看见他的容颜，我忍不住地拍打着棺材，可是无论怎样地哭喊，他都一言不答，好像这个世界与他无关似的。

我那么可亲可敬的弟弟就这样走了，永远地走了！

 

弟弟的遗体火化以后，我拿到了矿上给弟弟的20万元的赔偿金。之后我怀抱着他的骨灰，一路南下，朝家奔去。

我捧着弟弟的骨灰盒，轻轻地对他说：

   “弟弟，我们回家了。哥哥送你回家去……”

火车从北方一望无际的平原一路飞奔，窗外掠过的是大片大片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生长着的绿油油的庄稼。火车一路飞奔着隆隆地奔驶过黄河，黄河啊还如他几千年前般的流淌。过了黄河，火车渐渐向南，又穿越在崇山峻岭之间，穿越在无数的长长的隧道里，就像穿梭在时光隧道里一样啊。我又想起了那个青黄不接的三月，那个9岁的弟弟和我背着满满一家人的口粮，我又听见他对我说：哥……我饿…… 我想起了弟弟7岁那年的第一天上学，我带他去学校，他哭着不肯走，因为那件衣服短得都遮不住肚脐眼，他怕老师说他不文明。好说歹说，在我保证他们老师不会说他并拉勾以后，他才破涕为笑地跟着我走。一路上他总想急切地知道学校里是什么样子，拉扯着我脖子上的红领巾，充满了向往。我看他好几次在高兴之余，总是悄悄地把衣服朝下来，他老想把衣服扯长一点，这样好遮住他的肚脐眼。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再跑几步以后又会功亏一篑；我想起了弟弟读到小学二年级时的运动会，他赤着脚跑出来的第一名，最后把一双鞋子送给了爸爸；我想起了弟弟12岁那年的夏天，他手里举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激动地喊我的情形；我想起了那个雨天，在故乡的那条小河里，弟弟用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了救我而被洪水冲走的情形；我想到了弟弟16岁的那个夏天，为了凑够我读高中的学费，我和弟弟一起上山挖黄姜，我和弟弟每天吃完早饭就上山，一直干到下午两三点才回来。回家匆忙地吃完中午饭以后，我们又上山开始挖掘，一直干到天黑尽了才回家。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就结伴去挖黄姜，天气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在家把挖掘回来的黄姜切成片，等天晴的时候再拿到太阳底下去晒。这样反复晒干以后才能拿去卖。那个暑假我们一共晒了一百多斤干黄姜，买了200多块钱，这样我一学期的学费就够了；我想起了16岁的从没到过县城的弟弟，站在广州繁华陌生的街头，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没有地方住宿，他就在坟地里睡过觉；没有吃的，他曾经趁别人吃完饭后，迅速地把别人没吃完的饭倒进嘴里，然后逃之夭夭。在广州的街头，为了生存，他在酒店门口恭敬地替人开车门，等候别人的下车，等候别人的一点点赏赐；我想到了后来弟弟到北京，我们一起找工作时的情景，想起了他那个春节到北京来看望我时的情景，想起了我最后一次送他到火车站时的情景，走了很远，弟弟还回过头来张望，他看见了在铁栅栏外边同样目送他的我，他举起一只手，大声地对我说：“哥——，你回去吧。”我看着他，也举起手，强忍着欢笑说：“恩，你一路走好啊——到了给我打电话——”我看见他后面的人不停地挤他，他不得不扭过头去，跟随着人流朝前走，终于融进人流里，再也看不见了……

想着这些啊，我的泪水就止不住地流，我的心里憋得慌，像填上了一块大石头。

下了火车，我又搭乘快艇，经过长江，经过长江三峡，我朝那个熟悉的县城赶回去。

 

母亲就是这样在一个下午等候着我和弟弟的回归的。

腊月二十七，离除夕夜只有两天的时候，母亲早早地就来到了村口的山冈上。自从进入腊月下旬以来，她是每天都要拉着孙女祈琦到村子里的高处张望几次，她每次都在脑海里看见儿子抗着铺盖卷，和别人一道有说有笑地大步流星地回来。她清晰地看见儿子扔下了肩上的铺盖卷，朝她奔来，边跑边喊着：

“妈！”、“祈琦——爸爸回来了——”

可是每次，她的这种幻想都会被吹过来的山风刮醒。她眼睁睁地看着的，仍然是脚下那条宽阔的公路，以及公路上偶尔走过的几个扛着锄头的人。

 

这天傍晚，母亲的眼睛已经看得有些发涩了，她揉了揉眼睛，准备再一次地失望而归。她望着那条通往远处的公路，今天已经都腊月二十七了，儿子的迟迟未归让她的心一天紧似一天。

正当她准备转身离去融入到茫茫的夜色之中的时候，她的视野里忽然出现了几个风尘仆仆的人影，从那些人走路东倒西歪的情形来看，他们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走来的。过了一会儿，就能看见那些人肩上扛着的铺盖卷之类的东西了。

母亲的心在那一刻跟着狂跳起来。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拉过已经被晚风冻红了鼻梁的孙女：

“祈琦，你快看，那边是不是你爸爸回来了？”

祈琦看了看说：

“是啊，就是我爸爸回来了，你看他还扛着铺盖卷呢。你说看见了扛着铺盖卷的人就一定是爸爸回来了。”

母亲的心抑制不住地狂跳起来。

她急急地拉着小孙女向走过来的那队人群走去。她走得太急，几次差点被脚下的石子绊倒在地。

她终于看清楚了，走在前面的就是戴着眼镜的他的大儿子，他的大儿子手里抱着一个骨灰盒。母亲还清晰地记得，上次王飞死了之后也是被放在这样一个骨灰盒里的。

 

母亲远远地就喊了起来：

“子涵！”

我看见了迎过来的是母亲的时候，我就站在原地不动了。母亲慢跑几步，走上来，她的目光停留在了盒子上。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撅住了她的心。她急切地问道：

“我家二娃呢？她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杨木桥看着我的母亲，低下了头，几个人全都停下了脚步，放下了身上的行李。

母亲还在焦急地问：
“他说他今年要回家过年的。他亲口说的！他自己说的！”

我顿了半晌，终于流着泪对母亲说：

“妈……弟弟……他……他已经走了。”

母亲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用力地推搡着我的肩膀：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妈老了，耳朵不好使。”

我说：

“妈，弟弟他……因为井下透水，出了事故，死了。”

母亲当即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
“我的儿啊——”

便晕了过去。

    直到那一刻，母亲才知道自己的儿子不在人世了。他昏迷了两个多小时才醒过来。村民们都吓坏了，还是村里的几个老婆婆不停地掐人中，把母亲给掐了回来。

母亲醒来了就开始了不停地哭喊，直到声音嘶哑了她还跺着脚，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呼天抢地。她的5岁的孙女也在一旁跟着哇哇大哭。那场景，没一个看了不落泪的，这一老一小，就这样地无依无靠了。

 

母亲好些的时候，村里的几个妇女都去劝她，劝她想开一点，看远一些，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

母亲的眼神已是空洞一片，迷茫一片，她搂着小孙女，喃喃地说：

“命啊，都是命啊。”

 

我回到家后的第二天，母亲向我讲述了王飞被黑心煤矿老板打死后，他的父亲回到村子里时的情景。

 

王大爷一路风尘回到老家的时候，全村人都为之震动了。他们不明白的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呆在那么小的一个盒子里。全村人将这个死在异乡的苦命的孩子按照成年人的葬礼安葬了。村里其他几个和王飞一起挖煤的父母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王大爷家，详细询问了情况。王大爷紧闭着干瘪的嘴巴，一句话都没说，半晌，从他深陷的眼窝里滚落下一串浑浊的热泪：
    “苦啊……”

母亲更是心急如焚，等人群散了以后，她悄悄地问王大爷：

“我家二娃在那边怎么样？还好不？他们到底怎么了？”

王大爷省略了事情的前半部分，只给母亲说了一个结局：

“他们现在好了，现在工作的地方是公安局给找的。”

母亲知道王大爷只说了他们现在，她从王飞的遭遇里猜测到弟弟受过的那些非人的虐待。对于那些黑煤矿的老板来说，一个大活人竟然可以被活活地折磨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

母亲抹着眼泪，抬腿从王大爷家走了出来。就在她正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王大爷从背后叫住了她：

“你家二娃让我带话给你。”

母亲在那一刹那就像看到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她定定地看着王大爷问：

“她说什么了？”

王大爷说：

“他说，让你们爷孙俩多买点好吃的，多买点好穿的，不要太累了。”

母亲长叹一声，听到王大爷的转述，她就像听到这话就是从儿子的口里说出来的一样。

王大爷抖抖索索地从胸前的衣服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交给母亲。

母亲用双手接过 ，颤抖着双手打开，是一张火红的银行存折。母亲看见那张火红的存折，手指像被灼伤似地抖动了一下，存折差点掉在地上。王大爷说：

“这是二娃托我带给你的。他让你不要存折弄皱了，弄皱了就取不出钱来了。”

母亲在接过存折时流下了滚烫的泪水，她知道那是儿子用生命换来的。她如今是一天比一天老了，就留着这些钱让他和孙女以后好好地过吧。

 

从此母亲一天一天地倚着门框，掰着手指数落着弟弟回家的归期。因为她知道，只要春节一到，她的儿子就能平安地回来了，她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

 

过完了冬月，就是腊月，眼看腊月也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却迟迟不见儿子归来。母亲就在这种焦灼的思念煎熬中，等来了回乡的人们。

 

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儿子的死讯。

 

第三天早上，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我们厚葬了弟弟。全村的人都来为他送行，他年仅5岁的女儿怀抱着灵牌，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每个人看了都心酸。

 

太阳出来了，如同它成千上万年以前一般升起来了。整个村庄一片静穆，我在弟弟的坟前长跪不起，泪流成河。我伏在泥土上，我听见大地铿锵的心跳，身下是千年生生不息的土地啊，我闻到了土地飘荡着的芬芳，太阳正慢慢地升起来，照耀着万物生灵……

   

                        2005年上半年  第一稿完稿于北京西长安街

                        2005年下半年  第二稿完稿于重庆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