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需求得不到满足需要矫情的何止农民工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上，安徽代表团刘丽关于农民工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引起了强烈反响。
    绝大多数人同情农民工“什么苦都能受，唯有相思受不了。”的境遇，对有可能导致追求畸形性交流方式表示出担忧；也有人站在权益角度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他们以为解决农民工的性需求是维护社会良心运转的必要条件。
    我以为，农民工的性需求是一个基本事实，但还不至于影响到社会稳定，没有必要如此耸人听闻。
    农民工选择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其原因可能出自多个方面，但其根本原因还是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问题，进一步改善家庭生活环境。

    据国家统计局监测报告，2011年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其中外出打工15863万人，农民工中已婚者占73.4%，来自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占到总量的42.7%。面对这些数字，如果有关部门要着手解决如此庞大数量农民工的性需求，该从哪下手？如何解决？先着手解决夫妻住房，然后解决子女上学，再动土施工吗？
    我觉得，考虑到农民工的流动性，恐怕掏空雇主腰包、耗尽地方财政，也难以解决他们日日夜夜的性需求。这也是事实。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和雇主在为打工者提供劳动保护的同时，还能为打工者解决性需求。没有哪个国家因为打工者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社会动乱。
    因性需求得不到满足需要矫情的何止农民工？年满十八岁（不含早熟的）的、尚未结婚的大龄青年、因工作性质而两地分居的部队军官士兵等等，合计起他们的数量并不比外出的农民工少，他们的性需求怎么解决？难道他们也是维稳的关注点吗？
    “临时小夫妻”的现象，只能说明这些人忘记了自己外出打工的家庭责任，忘记了家乡妻子含辛茹苦、劳苦耕作、赡养老小的孤单情景，不去拷问“临时小夫妻”们的道德良心何在，却在一味同情他们的放纵和淫乱，这是人大代表和媒体公知的责任吗？
    农民工面临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面对的问题非常复杂。维护农民工的权益，解决好他们存在的现实问题，突破口不在他们的性问题。即便是面对他们的性问题，也不能依靠“发放避孕套，预防艾滋病”，更不能将他们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而移身城市。这样做，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郝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