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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男风曾一度昌盛。在明朝的万历年间,男娼的气焰,逼得他们的对手——妓女甘拜下风。其实早在两宋,“笑贫不笑娼”,男娼现象就空前繁盛,成为风月场所不可忽视的一大品种。
两宋时,曾有上万男子取女性名字为代号在红灯区当娼妓,且已非汉晋时专供豪富取用的“嬖人”“娈童”,而是直接游荡于社会与妓女相竞争,其景观蔚为壮观,比现今的“红灯区”更盛。
陶穀在《清异录》中描述北宋京师汴京男风充斥的情形时,说:“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也就是说当时京师出卖色相的户头将近一万家,男娼自卖肉体,进退怡然。且这些以男性为娼妓的风月作坊,甚是有名气,有其专门的称谓,称之为“蜂窠”。
宋代男妓纵横的场所是不止京师一处的,宋代人朱彧在《萍州可谈》记载,“至今京师与郡邑间,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清代赵翼后来在《陔余丛考》中也提到,当时京师有一班以卖淫为生的男妓,由于男妓太多,以致宋徽宗政和年间对他们施以杖罚企图停止其活动。除了汴京外,其它城市也存在男妓,直到皇室南迁以后仍有男妓。
为何不禁女娼,专禁男娼?这得宋皇室南迁之后说起,当时金兵“士马疲敞,粮储未丰”,不再时常南侵,使南宋能偏安江南,醉生梦死,社会出现了一时的繁荣景象,西湖画舫,夜夜笙歌,商贩往来如织,在这种情况下,男风更盛。周密的《癸辛杂识》云:“吴俗此风(即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引得世人惊呼,“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男娼们不仅穿女人的衣服,涂脂抹粉,互相称呼如女子,甚至结成团伙,不仅卖淫,还寻机会向嫖客打秋风行讹诈,统治者不得不下令专禁男娼。
宋朝时,石曼卿任集贤校理时,偷偷溜到娼馆去买春,违犯了宋代对官吏治游有级别和范围限制的规定,如现在某些官员一样,偷腥后被抓住把柄敲以竹杠,只是这个石曼卿偏偏偷了腥还不想付出代价,不想“孝敬”男妓一伙人,于是引起争吵,“为街司所录”,吃了杖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