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郭德纲在北京顶级的五星级饭店——嘉里中心饭店大摆相声“夜宴”，表演“贵族化”相声，最便宜的票价也要1280元，最高的达到2880元。一般观众对此提出了疑问，对郭德纲热捧的“钢丝”们则大受伤害，“票价太高，郭德纲这是忘本”。这场相声“夜宴”的主办方则表示：在北京顶级的五星级饭店表演相声，把相声融入到精致高贵的殿堂中，可以吸引许多有财富、地位及品位的高端客户前来，“这满足了不同的消费群体，开奔驰、宝马的人需要更舒适的环境听郭德纲说相声，这本身也大大提高了这场演出的档次和规格，说明相声艺术是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

    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真的有利于文化的传播，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文化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中所说的：“谁能看戏、谁能听音乐一开始就有所限制的，限制主要是就教育程度而言的，但接受教育的先决条件又是各种经济和社会特权”。所以，要能够在顶级豪华的场所享受郭德纲的“天价相声”，其先决条件须有“经济和社会特权”，也就是说这需要具有能够“开奔驰、宝马”这样的财富身份。虽然满足了多样化观众的需求，但却使相声脱离了大众的土壤，变成了奢侈化的艺术、贵族化的艺术……
    其实，像这样把所谓的“高端客户”作为文化艺术市场活动的主体，在当今奢侈文化和奢侈消费在中国迅速蔓延背景下并不鲜见。以前文化媒体曾报道过，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演出时，票价高达4000元人民币，如此“奢华”的演出让收入平平的爱乐者感到无奈。为了纪念中国戏剧大师焦菊隐诞辰100周年而恢复的“焦版”《茶馆》在首都剧场正式公演，最高票价从280元一跃为680元。《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所谓电影“大片”，被电影文化评论者认为是在艺术风格表现上，极尽奢华之能事，是“奢侈电影”、“贵族电影”、“烧钱电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共18本，售价990元，算起来差不多一本50多块钱。“国学热”中，北大开办的一个“国学老板班”，搞成了少数人的活动，而一年就要24000元这样的天价学费……这些文化艺术的日益奢侈化、贵族化，已经脱离了文化艺术的本质精神，脱离了文化艺术的本质属性。如果我们单纯只是需要吸取一些艺术成分、享受文化艺术带来的心理上的愉悦，难道真的有必要将这些艺术形式再穿上华丽的外衣吗？

    台湾著名散文作家林清玄在《高值文化的危机》中，写到自己曾受一位搞服装设计的朋友的邀请参加台北的一次服装秀，这个服装秀票价都在2000元台币左右。林清玄非常感慨，他认为台北人的消费正如克罗伯（A．L．Kroeber）所言的“高值文化类型”，这种“高值”文化的特性就是，它在某一部分特殊发达，但它的范围却比较狭小，生命力也就愈发显得短促。反而不如低级的、普及化的、大众化、草根的文化在各方面较平均，而且更能稳步前进，而“文化的某一部分如果趋向高值，它的气数也就可悲了”

    郭德纲的“天价相声”也好，其他文化艺术形式的日趋“奢侈化”、“贵族化”的倾向也好，它们与林清玄所说的“高值文化类型”同属于一个问题范畴，这种盲目的、缺乏理性自觉的文化类型，会使文化艺术的发展失去平衡，是一种不健全的、不自觉的、非理性的文化艺术精神。

    文化艺术是大众化的、普及化的，还是奢侈化的、贵族化的，应当是测定一个都市文化是否健全的标尺。只要这条文化精神在，就不会在盲目的高值文化的追求里，无知地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