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同业业务只是一句空话吗？

一个月之前，银行业许多讨论认为，应当把非银行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考核。它所能起到的作用是：第一，银行为这部分同业存款缴纳“法定存准”，从而压低非银行同业存款收益率，迫使资金回流信贷市场，降低贷款成本；第二，压缩金融空转规模和制度套利空间。但是，银监会此次调整存贷比计算的分子和分母，并未将同业存款、尤其是非银行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分母；而此前，央行在规范同业业务的规定中，也只是限制了同业业务的进一步扩大，但并未刻意缩减其现有规模。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此，我有三个方向的猜测：第一，金融空转、制度套利犹如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就根本无法再盖上。于是，在各大利益集体的阻碍下，金融监管当局无奈，而在监管中刻意留下这个“大窟窿”，等待利率市场化后自然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监管当局担心，将同业业务纳入存贷比考核，实际会起到货币紧缩的作用。因为，余额宝支撑下的货币基金，是把必须上缴“法定存准”的活期存款转换成了不交“法定存准”的同业存款，尽管它从成本端推高了贷款成本，但实际也从“货币数量”端起到了“放宽”作用。或许，监管当局认为，只要有效压低货币市场利率，提高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货币基金的同业存款收益率也会随之降低，从而同样可以达到压低贷款利率的作用。

第三，如今货币基金规模已经高达1.9万亿元，这其中90%以上的资金都是同业存款，既1.7万亿以上。如果突然将其纳入存贷比，势必使存贷比分母扩张过大，从而导致太大的货币派生效应？按照4倍货币乘数考虑，这1.7万亿元存款，将派生6.8万亿元的贷款，这显然有些过猛。当然，这只是简单计算，其它应当扣除1.7万亿元已经生成的贷款规模。但即便如此，监管者是不是还认为“扩张太猛”？有可能。

鉴于这三种认知，已经使非银行同业存款未被纳入存贷比管理的利弊变得模糊不清了。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分清是非？我看有必要。我认为，就是有人试图打着市场化的旗号，用极其复杂的手段，混淆是非，从而维护“制度套利”的结果。

我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尤其是一个金融体系，“制度套利”应当是被坚决杜绝的恶疮。因为它一定是全体国民身上的寄生虫，是在最大限度地吞噬国民利益。所以，对于这样的寄生虫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铲除，就是取缔，而不是用什么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当下发生在“宝类产品”身上的事情，再一次让“大金融投机客”通过绑架老百姓，而达到了绑架政府的目的，从而大大弱化了当下金融制度的权威性，使得必须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金融主权被“大金融投机客”践踏和篡夺。

所以我们一直呼唤，中国金融市场必须正本清源，股市需要、债市需要、货币市场同样需要。否则我们无以监管。那么，非银行同业存款的本质是什么？不断壮大的后果是什么？这才是本质问题。我们必须承认，就算基本货币市场基金收益率低至3.5%，那中国的贷款成本也会被大大推升，而中央银行为了平抑成本，也必须大量投放货币，而且投放效果还会被“金融倒爷”弄得大打折扣。因为，成本上升，无论数量多少，终端价格一定上涨，这同样是重要而基本的经济规律。而这样的金融价格上涨，意味着中国的金融资产质量的相应降低。这就像囤粮，哪个粮仓都会有老鼠，但老鼠越多，可用的粮食就会越少，而粮食质量就会越低。

现在，我们的金融市场进来了一大群“金融老鼠”。无视这一事实，而一味强调市场化，强调“老鼠存在的合理性”，这是金融监管者应有的行为准则吗？毋庸置疑，不管怎样地市场化，任何社会都不允许贩毒，但为什么一到了金融领域，“毒品”就可以变成堂而皇之的合法商品？次贷抵押证券是不是毒品？“金融制度套利”同样是毒品？它威胁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可我们的监管者却漠视其危害，这是哪家的王法？

所以，对于宝类产品，根本就不是什么市场化不市场化的问题，也不是该不该纳入存贷比管理的问题。干脆点说，就是我们要不要“金融毒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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