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政府4万亿元投资、银行10万亿元贷款投放可能带来的流动性泛滥，各个金融部门都在想办法，结果是每个部门都出政策，你一把我一把地紧缩，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叠加，并引发政策“过调”之忧，也引发了国际市场“做空中国”的事实。

这还不算。实际上，过去的刚性政策叠加，已经给现实的货币政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尤其是银监会不断提高的监管指标，使得央行在国际资本流出之时，投放货币遇到了困难。

比如，75%存贷比硬约束，加上外汇储备净减少，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可能就有问题。现在，从银行业三季报的数据显示，大部分上市银行的存贷比均已接近银监会规定的75%的监管红线。其中部分银行离75%的监管要求仅一步之遥，如中信银行为74%，兴业银行为74.6%，民生银行已经越过红线到75.5%。五大行中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其存贷比稍好，但也分别为72%和72.8%。

这就是现实。注意，这样的数据里可能还有水分，因为它是季度末的考核数据。我们都知道，每到季末，商业银行便开使大规模揽存，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存贷比要求。这就意味着，平时商业银行的存贷比实际可能已经超过75%，而季度末大规模揽储之后，达到监管指标。

为什么要特意说“存贷比”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历史地看，央行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一般有两个“有效”的口子，一个是通过外汇占款投放，一个是通过贷款投放。现在，当外汇储备净减少的时候，说明央行已经不能继续通过外汇占款投放货币，甚至这个窗口变成了净回笼；为了平衡外汇占款端的货币收缩效应，央行必须通过其它渠道投放基础货币。什么渠道？无非是收回央票、逆回购和降低法定存准率。

现在，无论是哪个渠道的投放，都可以增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这不假。但问题是，商业银行如何才能把央行宽松信号传导给市场？这事出麻烦了。因为，商业银行不敢更多地投放贷款，因为它们被存贷比捆住了手脚，贷款再增加就突破银监会给定的红线了。同时，它们也不敢让存款转移，因为减少存款直接意味着它们必须同时减少贷款规模，这会影响银行的效益，威胁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

尤其各银行的存贷比已经很高，央行通过贷款端影响市场，稳定经济增长的能力大大减弱。说得明确点就是：即使央行希望投放货币以增加贷款，但由于存贷比的刚性约束，钱再多，也变不成贷款。

如果央行生硬地把货币放下去了，或许利率市场也会发生畸形变化。因为，央行只能把货币投给货币市场，货币市场的资金充裕，利率会走低。那这个利率能影响到存贷款市场利率吗？不行。因为，商业银行不能增加贷款规模，就不敢减低贷款利率，否则经营目标就不能完成；存款也一样，央行投放货币势必引发资本市场良好预期，股市上涨会形成对银行存款的争夺，于是银行为了获得最大的贷款份额，必须以高息保住存款，同时增加在货币市场的资金拆借。

如此一来，货币市场利率向资本市场的传导显然将被阻断。

货币数量向贷款数量的传导被阻断，货币市场价格向资本市场价格的传导也被阻断，这不是个严重的问题吗？其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前夕，人们大谈建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至上的“中国金融总控机制”，原因就在于此。同时也说明，央行和银监会各管各的政策缺乏协调，很容易导致政策的叠加、过调。

那现在该怎么办？有办法，但需要改革。而最根本的改革思想观念。中国的政策制定经常是顾此失彼的短视行为。外汇流入时期制定政策，不顾未来可能会出现外汇流出的时代；紧缩的过程无所不用其极，却为未来转向宽松设置了大量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