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对自己的维权意识越强，各种名目的权利就愈多。目前提得比较多的，是一个公民的知情权。与此相反的，还有公民的不知情权，它同样也应该得到同等地位的尊重。比如在海量信息的投放同时，我们经常在公共场所甚至自家门缝接触到各类垃圾广告，这里有很多信息是我们不想知道却又被动接受的，严格地说，这算是侵犯了我的不知情权。

    说到不知情权，我记得曾经在某大学里发生过一件事，一位球迷错过昨晚的世界杯直播，他打算第二天补看赛事回放，怕有的同学议论预先知道了结局，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在衣服上粘着一张写有“我不想知道昨晚的赛果”的纸条。有恶作剧的同学凑上去大声说“昨晚德国2比0胜阿根廷！”这位一下将饭盆扣到了剧透者的头上。

    在我童年的时候，向别人剧透是一个幸福的时刻，因为这表明了个人对信息的抢先拥有，同时也是某种优越感的体现，因此剧透者总是受人尊重的。如果你能跟着成年人混进电影院里看一场内部批判的电影，那么剧透这事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你头上。我就有同学因为模样长得比较着急，成功地骗过验票员与排级以上干部一道观看了日本电影《军阀》。那时候听他大谈里面的日本军人血淋淋的剖腹自杀镜头简直是精神上的巨大福利，是要用香烟来奉供的，一般来说一支香烟可以换来五分钟的神侃，超过这时间，我们就得先想办法去找到下一根香烟。娘的，时过境迁，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这样肆意的情景再现，在很多人眼里会成为罪恶，甚至要被人咒“死全家”。可见对不知情权的维护，是得有信息过于容易获得为前提的。

    我小时候就是个急性子，看书的时候喜欢先看开头，然后再看结尾，把中间部分留在最后看。这应该算是自动放弃不知情权。第一次看杨沫的《青春之歌》，我读了没多久就赶紧翻到最后那几页，想知道林道静死了没有。我其实是很希望她死的，理由很简单，以我当时的道德观，这位实在是有点太“骚”了，感觉跟身边的男的好像都有一腿。（文革后重温这本书，发现这个数字被我人为夸大了。）还有就是她的原则性也太强，应该是个很闷而无趣之人。我那会还不知道“闷骚”这个词。不过那时有很多书都是残破不全的，如果最后几页没了踪迹（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对我来说可以达到茶饭不思的地步。一本柯林斯没头没尾的《月亮宝石》，就几乎让我疯掉。相反，预先知道了结果，也并不影响我兴致勃勃地将整本书读完，很显然，我是个能在过程中寻找到趣味的人。后来读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我几乎全是按照前——后——中这样的顺序读完的，我根本没有耐心等到最后一页才让作者告诉我凶手是谁，太磨叽了。

    对于不知情权，我更愿意对那些以剧透人生为职业的算命先生说不。我讨厌别人告诉我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不管有没有道理，是否灵验。我是个对未来不感兴趣的人，不想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需要面对怎样的吉凶祸福。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当下得活的多么没劲，才有工夫去想那些屌事。

    那天路过珠海气象局，突然想到这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剧透工作，只是大家对这个信息的需求不同而已。有的人可能需要提前知道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而我就觉得它跟我毛关系也没有，这种天天发布是否也对我的不知情权构成了侵犯呢？

    当然，我也不能因此就恶毒地对着气象局里走出来的人说一句“剧透死全家”，那也忒不厚道了。顶多，“剧透者摔个大马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