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该要经常搬家，搬家可以使你与不同的马路不同的街道发生关系。一条无论多有品味的路，对你来说它也是有生命周期的，走到后来也会把它走死。死了的路当然也还在那里，但那只是路的尸体。踩在路的尸体上面会心情沉郁，有一种说不清从哪冒出来的虚空。人一虚空你就会厌烦走路，呆在屋子里哪也不想去。等你换了一条新路，你会发现这一切立刻就摆脱了，生活似乎重新开始，所以我喜欢新路。哪怕是一条邋里邋遢的路。

    我原来住在人民西路边上的一个小区，这条路经过一年多的折腾总算完工了，由红黑两色组成的，红色的为公交车专用道，全程静音，这标准放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也倍有面子，不过我还是在它通车的前两天搬了家。它在我心目中已经死去了，除非它愿意改道，从我们家楼下拉条直线一直到报业大厦。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现在每天需要经过的这条路叫南坦路，从珠海上冲检查站出来到小区，中间有1.6公里的距离。这1.6公里将要消耗我余下生命中的不少时光。当然，我自己也不确定走死它需要多长时间。你知道，世界上路和路都是不一样的，有的路长寿，有的路短命。长寿的路经走，一二十年你还觉得和新的一样。短命的路走不了两天它就会暴死，那情形就像明星得了癌症，不能因为很多粉丝“万分悲痛”它就可以不死。既然已是死路一条，我们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换一条生路。

    我倒是想说一说另一条相距遥远的路，桂林的民主路。我在那里一直走到27岁才离开。民主路很短，以前是从文昌桥算起，到我们大院门前与安新社连接的路口就结束了，一共400米。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小学时上体育课，跑400米，老师让我们从桥头起跑，到了安新社路口就算冲过终点。现在有了安新小区，大概延长了吧。

    我不确定离开这座城市是否与某种重复厌倦有关。我那时就算蒙住眼睛也能顺利地把这条路走下来。这条路不能为我带来任何情绪上的变化，纯粹就是一条路，路的要死。做路做到这份上，确实也是相当难为情的事。如果路也能转世投胎，我相信它自己是愿意变成一座山或者一条河的。

    这条路的名字没起好，像孩子穿着大人的衣服。不过在文革时连这个名字都没通过，硬给改成了红卫街，我所在的民主路小学自然也就成了红卫小学。好在红鼻子米粉就在这条路上，红一红也不是毫无道理。

    民主路原来清一色的木板房。68年我家还在街上租过一间民居，我在那住了大约半年多时间。那时月租好像只要三块钱。房子的前面是厅堂，中间有两个房间，后面是厨房，从厨房出来可以看到一个水塘，水塘的另一端便是我们大院。两边是木板房的路，理论上是比较长寿的。  

    租房的隔壁有个瞎子（我发现桂林的瞎子特别多，我这两天在看《桂林风烟》这本书，里面有一篇艾芜在抗战期间写的回忆录，好像也提到这点，似乎是有传统的），没事的时候老爱吹笛子，白天吹夜里也吹。哦，对瞎子来说是没有白天与黑夜之分的，问题是他吹的笛子不成调，反反复复总是吹着某个简单的旋律，就是吹不好，所有的音都能吹成半音，听着怪怪的。我现在想明白了，那个笛子其实也是他正在走的路，因为走得太多，那条路就死掉了。

    人一辈子能走死的路非常有限，因此我相信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眼前出现的一定会是条明亮晃眼的路，它会让你产生错觉，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