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是国内专门研究隐性失业的经济学家，目前为沈阳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早4年之前，她就在国内较早探讨隐性失业问题，并出版专著《转型中国之隐性失业分析与治理》一书，直到目前她仍在做相关领域的研究。17日晚，记者连线孙立教授就“亚失业”有关问题做了专访。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为了本专题报道所用措辞的一致性，本刊用“亚失业”代替了孙教授的“隐性失业”概念。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亚失业的程度，近来您是否听到过相关的案例吗？

孙立：目前的程度应该说还是中级以下吧。我所了解的沈阳飞机制造厂、黎明发动机等企业都晚上班半个小时，早下班半个小时，这种大企业都用这种方式。今年的趋势肯定是加重，在危机度过之前肯定是加重了。

记者：您如何认识经济危机下，亚失业这种现象的社会本质？

孙立：它实际上是福利的再分配，而不是福利的增加。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是企业福利增加，社会福利也随之增加。但现在亚失业是社会福利的再分配，把极高就业效率下的收益分给了本来应该裁但是却留下来的那些人，重新分配了。

这个是在经济循环的低迷期，我觉得也是正常的，这是社会机制做出的必要的反应，就像一个人生病了，他就要减少运动量，暂时缓一缓，等他病情好了，重新再做。这也都是允许的。

记者：亚失业是经济危机时候的临时状态，还是就业市场的一个正常状态？

孙立：如果按照以企业和社会的公共角度来看，我觉得它算是一个人力资源分配的正常状态。

记者：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也是追求效率的，那又为什么会容忍低效率亚失业群体的存在？

孙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企业不一定是追求现期的利润最大化。它会把有效的经过培训的人力资本留下来作为人力资本的积蓄，是为了未来的发展。另外，为了未来的利润，他把高技能的人员留下来了，也是一种技术投资。

第二个原因是企业在解雇人员的时候，它是有成本的。企业解雇你，它需要补偿给你多少个月的工资，劳动法越来越健全的情况下，这个成本非常大。

第三个方面就是外来的压力。比如政府对企业有一些政策上的明示或暗示，这又是一个经济波动时期很明显的一个特征。我觉得国内的这种机制肯定是存在的，对企业来说，它也有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就是对于外企来讲，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分离的。经理本身是不想裁员的，因为经理裁了人，就有人想裁经理了，经营者和职工就是一条战线上的。

记者：您是否认为亚失业是渡过危机的一个可取的方法？

孙立：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全世界都在用，但现在我感觉，真正引发矛盾的倒不是说这个群体。我担心的是，亚失业人群的增大，使得大量没有就业的人口更没有新的就业机会了，这才是比较麻烦的事。比如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还有就是本身就没有工作正在找工作的人，企业就没有就业机会给他，因为大量的亚失业都还没释放。这类人更有问题了，因为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三险都不覆盖他，这些人的压力很大的，是很危险的一个群体。

如果从比较中性的角度来看，亚失业经过三到五年，经济复苏，就我的观点我觉得是可以容忍的。对企业来说未必是损失，尤其是专业技术很强的企业，最大的打击可能是那些中小型企业。

记者：按照您的观点，亚失业也是一种失业，这个人群造成的社会压力，应该如何释放？

孙立：这个在国外经常做，在国内也在做的，这个叫“企业政府公共工程”。我看现在给大学生的见习制度，就可以理解为这种工程。企业不愿要这些学生，然后政府给这些学生补贴，让这些学生到企业去见习，企业没有什么更大成本和损失，然后就暂时缓解一下这种压力。

政府和企业的公共工程能吸纳一部分劳动力，这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像我们国内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下，政府对企业还是有影响力的，它可能会让企业有滞后的释放亚失业人群。像很多国企都说我不裁员，老总都出来表态，政府给他一些支持，这是政府能做的。

另外更多的是政府善后工作了，政府要准备大量的人如果容忍不了，释放出来，就要进行整个经济危机的治理。就是一旦亚失业人群释放出来，政府要怎么救市，救的不是股市，也不是楼市，而是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