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张守刚 北京报道

 

8月22日晚，日本东京会馆。

被鲜花与掌声淹没的女作家杨逸，欣喜若狂。芥川龙之介奖，这个在日本有着73年悠久历史的顶级文学奖项，首次授予了一位中国人。

“昨日焦容今何在，漫卷诗书喜若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早在7月15日，杨逸就接到了自己获奖的通知，惊喜之下，她将杜甫的名句如此“篡改”。在东京的家门外，面对蜂拥而来的记者，她感叹说：“有一种被接受了的感觉”

随后，她开怀大笑的照片出现在日本的各大报刊。她对本刊记者不好意思地说：“照相都拍那种照片，讨厌死了。”

这位44岁的女教师有理由开怀大笑。“芥川奖”是为纪念《罗生门》的作者、近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而设立，是日本纯文学的代表奖项，大江健三郎、石原慎太郎、村上龙、井上靖等著名作家，都曾获此殊荣。而在获此奖项之前，杨逸尝试用日文写作仅仅三年。

她有理由开怀大笑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终于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出生在哈尔滨的杨逸，先是毕业于国内一个自己“不想提起”的母校，又于1987年远赴日本留学，打工洗涮盘子、捡录音带学日语、不幸的异国婚姻、独自拉扯两个孩子的生活压力……生活中的杨逸，已经压抑太久。

她获奖的作品，名为《浸着时光的早晨》。这是一个有着浓厚日本味的名字，但她在小说中经常使用汉语的惯用语，比如“喝西北风”，比如“天边露出鱼肚白”。评委之一高树伸子的评价极为精到：杨逸描写了“跨越国境之后才能看到的东西，读者从中能看到人类顽强的生活情景”。

国内读者虽然还无缘一睹其小说，评价已是冰火两重天。有人将杨逸比作当年远渡英伦的徐志摩，也有人贬其水准不过类如国内文史馆的小文员，还有人断言她是日本籍，不算中国人。在日本漂泊20多年，对来自国内的恶评她似乎没有思想准备。她反问：没看我的书，有何权利批评我？她对此感到委屈，伤心，。

她渴望着被认识，渴望被认同，同时又害怕受伤。从默默无名到一夜成名，她似乎还没做好准备。

 

 

“写作只是一种谋生手段”

南都周刊：你在去日本之前，在国内有没有一些小说创作？

杨逸：没有任何创作，因为我当时是学生。但中国著名的小说，我差不多都看过。我到日本留学，专业是地理。地理跟文学还不是很搭边，我对文学没有很深刻的造诣。

南都周刊：到日本之后，忽然换了一种语言，之前读过那些东西是不是有一些隔膜？

杨逸：我当初来的时候一句日语都不会，就是在日文语学校念了一年多，然后上大学自己看一些书。我觉得日语都是自学的，因为上学学的终究是有限的，而且都是学日常用语。

我以前读的小说不是我现在写的那种，但多少是受影响的。我是用日语写，中国惯用的词，成语，文化很深刻的东西转换起来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但也没有成为太大的障碍。

南都周刊：会看一些日文的文学作品吗？

杨逸：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看小说太多了，我一般不太喜欢看小说，高中之后就真的不太看了，到日本之后语言也不是很顺，看一些比较难的小说我也觉得挺吃力的，所以我就专门看一些文学、随笔，历史、地理方面的书。

南都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有写东西的想法？

杨逸：在日本我一直是做中文老师，工作就是挺顺的，挺安定的。大概三年前，中国就有一段反日高潮，自从有了这个运动之后，学中文的人就一下子减少了很多，所以我就开始变的特别有时间，有时间之后就觉得应该有效利用一下，做什么呢？我就想写一点东西，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写的。

南都周刊：写东西是纯粹无功利的，还是说有一些别的想法？听说你那时候的生活压力比较大。。

杨逸：改变一下目前的工作状态，因为那个时候工作一下子就少了很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或者作为一种工作来写东西，不是说从兴趣出发的。

南都周刊：但我觉得这比较难吧？写东西赚稿费也需要一个周期，不如去打工来得快。

杨逸：那没有。我当时也想找其它工作或者是做一点别的赚钱，但是后来我一想我还想做中文老师，另外我有家，有孩子，不可能用整个的时间去工作，所以我想最好能在家里做一点什么，当时我就写这个东西，他们要是觉得有意思发表就可以了，我就是这种想法。

南都周刊：三年前开始写的话，现在取得这样的成绩，你的进步可以说是神速。

杨逸：三年前我写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小王》，是一个短篇小说，四万字，两个星期我就写完了。写完之后没处投稿，结果《小王》就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投不出去。后来我就看了一本杂志，因为我经常看那个杂志，它有一个连载我挺喜欢的，天天看，发现那杂志上做了一个广告，就是募集文学界新人奖，然后我就想我这个小说已经写出来了，又没有地方投稿，我就干脆寄过来看看。

投出去之后我就忘了，也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因为没有抱什么期望，我最终是一个外国人。过了几个月的时间，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给我来电话，他就说最后剩的五个人里面有我，我就一下子期待上了，最终选稿大概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最后就选得奖的一个人，结果就是我。

南都周刊：获了这个“文学界新人奖”后，你的信心是不是增大了？

杨逸：我就觉得豁然开朗了，因为我就是想走这一条路，有这一条路我可以走了。

南都周刊：然后你就开始创作这部《浸着时光的早晨》？

杨逸：没有，因为《小王》得奖之后有各种活动，忙活了一阵子，大概到了二、三月份才开始写得奖的小说。大概有七万多字，相当于一个中篇。

南都周刊：写了两部日语小说后，你自己怎么评价你自己的日语水准？

杨逸：我终究是外国人，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日本人，因为这个墙追究是难以逾越的。但是我觉得一边写一边学，写的过程，就是一个学的过程。

 

“我写的不是政治小说”

南都周刊：国内很多人对你的这篇小说非常感兴趣，但目前还没有看到中文版，你能从作者的角度来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吗？

杨逸：小说七万多字，我也很难介绍。就是说两个学生考进大学，跟上个世纪80年代的学生一样，积极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但受到一定的挫折。其中一个留在中国，一个来到日本，渐渐就感觉到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矛盾，大概过了十年左右价值观各方面就起到一定的变化。大致是这么一个过程。

南都周刊：怎么会喜欢写这个题材呢？

杨逸：不是喜欢这个题材，我写的是这个题材。当时写第一部小说《小王》的时候，我第一次用日语写作，而且考虑到读者是日本人，我就想让日本人接受我，想到和日本人关系比较大的内容或者有一定幽默感，最好让他们从开头看到结尾，一下子能看下去，可能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

在那之后我有了写作环境，我觉得应该写一些想写的，而且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个纪念，所以我就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来日本前后的这段经历，包括亲历了国内发生的很多重要事件。通过这个事让我考虑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受过教育，我们在国内的价值观和来日本经历很多之后的价值观的改变。

南都周刊：这两本小说故事上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中国人到日本的一个过程，包括地理的和心理的。

杨逸：倒不是，我这个是以时间为主要内容的。当时看到的东西和十年后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时间在人生当中有多重要，有多大的作用？我想写的是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小说的哪方面，打动了评委？

杨逸：有一些他们理解不了的东西，看了我这个小说大概都能理解，而且通过这个小说表现人性各方面，可能是日本人已经体验不到的东西了，在这方面相当强烈。

南都周刊：获奖之后，你整个的生活变化应该挺大了？

杨逸：没有变化。采访比较多，那都是一时的，所以得奖前后可能会比较忙一点，但是闲下来还是过平常的生活。仍然是做老师，一边做老师，一边写作。日本的专业作家不是太多，因为国内都是国家养着的，你写小说进作家协会就拿固定工资，日本没有人养的。

南都周刊：现在你觉得创作力能支撑你做专业作家吗？

杨逸：我不想做专业作家。一边教书一边写多高兴啊，干嘛做专业作家呢？我没有想做专业作家的意思。文学对我来说不神圣，这是我的工作，我没有那么执着。

南都周刊：前面你也是说希望自己的小说能轻松，有一些幽默。这算是你以后写作坚持的一个特点吗？

杨逸：也不用坚持，我觉得小说也好，文章也好，作家有他的个性，对不对？不是说你想制作就制作出来的，我想这种东西不是刻意的去追求的，但是个性可能就是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出来。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

杨逸：我觉得完美的作品是没有的，小说哪儿有完美的呀？让别人喜欢看就是好的小说，读者欢迎你那就是好的小说，写完自己认为多好的小说没有人看也不是什么好的小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自己来评价，是别人来评价的。

南都周刊：你会用小说表达自己立场吗？比如说你的政治观点。

杨逸：我也没有批评谁，我也没有表扬谁，这个小说也不是一个政治小说，它就是一个文学作品。我这个人也比较传统，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倾向，就是说以文化为背景，以后写小说也是往这方面写。

 

“他们心理怎么这么病态？”

南都周刊：现在你跟国内有文学界的人有沟通的吗？

杨逸：没有。我觉得国内现在都搞经济，没有人关心文学了，因为关心也关心不上多少钱，是不是？价值观可能不一样。反正没有人关心我。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已经来采访我了，几乎没有中文媒体来采访我。具体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国内没有关系，比如说在国内认识人比较多，有很多后门的话，可能大家都会来采访我，所以我想可能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追求经济方面的东西，对文学大家都不太有兴趣。

南都周刊：看到国内有人写评论，说你是日本籍，所以你这次获奖不算中国人获奖。

杨逸：谁给我开除国籍了？我是中国籍。

南都周刊：国内对你的了解太少了。

杨逸：我不知道，反正我一得奖，好像国内人不太高兴似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哥哥从网上摘录的一些评论，就有人说她算什么东西，不要为她高兴。我也没有得罪他，我得奖怎么他这么生气呢？莫名其妙的，日本人得奖他就特高兴，中国人得奖他怎么这么生气呢？我就觉得莫名其妙。

南都周刊：其实现在国内的声音很多元化，无论哪位作家出书，也不会有百分之百的好评价。

杨逸：我就觉得他们的心理怎么这么病态呢？怎么了呢？也没有人看我的作品，就乱说。某周刊千里迢迢打电话来采访我，说完之后给我写了一个专访，他说现在中国人到国外获奖好像特别容易，其实水平都不太高，听专家说这些人水平还不如县文化馆的一个小文员。打国际电话来采访我，也没有看我的作品，他就知道我还不如国内的一个小文员，以后他采访小文员就得了，他采访我干嘛呀？

我很难理解，要是说读了我这个作品，你怎么批评我都忍着，我都无所谓。也没有读就可以这样说，我也不知道国内的县文化馆的小文员有多厉害，说的这种话我就是很难理解。我觉得我做中国人还挺执着的，那么多人都去进入日本籍，我还觉得我生就是中国人，死也是中国人。来自国人的这种骂声很难理解，我就换了一个工作，他们至于这么伤神吗？你说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反正我觉得挺伤心的，都是中国人，作出一点成绩，怎么就有人不高兴呢？

南都周刊：你平时上网吗？你还看过别的评价吗？

杨逸：我不上网，有时候我家里人会摘一些东西给我看。因为我不上网，都是我哥摘录的，我哥说你看看你也没有加入日本籍，以后你就别自己再宣传了，中国人骂你，你还能活得过去吗？我说也是，我还真没有太张扬。

南都周刊：也许你应该习惯做一个公众人物。

杨逸：我觉得你看了小说后，说什么都无所谓，你不看的话在那儿胡说八道是什么意思呢？你说我就得一点奖，他忽着大棒来打我干嘛呀？日本人都替我高兴，都来鼓励我，这些大棒都是从中国那边打过来的，我心里真的很难过。

南都周刊：有没有想过以后回到自己的母语上来，用汉语写作？

杨逸：没有人让我写啊，本来我就不知道往哪儿投稿，而且我听说要想在国内投稿自己没有熟人，没有关系，人家不会要的，我在国内没有这种人脉。我离开国内已经二十年了，我对国内的情况也不太了解，如果有人希望我写东西，那我肯定写了。

 

人物档案：杨逸，女作家。1964年出生在中国哈尔滨。1987年留学日本，在御茶水女子大学毕业后，曾经在日本华文报社工作，并担任中文教师。2007年以《小王》获得日本“文学界新人奖”，2008年以《浸着时光的早晨》获得“芥川龙之介奖”，是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