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个星期之前的下午，阎连科从昌平驱车至万圣书园。天气出奇地热，落座之后，他先点了一杯冰咖啡。

这些日子，围绕他头上关于污蔑、亵渎知识分子的争议，就像当天热爆的天气。可惜没人给他送上一杯冰咖啡——书商看到争议当然喜上眉梢，评论界也乐得多了写稿的话题，读者呢，无所谓，有热闹总比没热闹好。

关于《风雅颂》，有人揣测里面的清燕大学是不是影射了北京大学，也有人疑问那个通奸的副校长到底是北大的还是人大的，还有人逼问阎连科是否“真的找过小姐”？当然，这些话题又被另一拨人斥为无聊，尽管它貌似很有趣。

之前，阎连科一再闪烁其词，“我只是描写了自己飘忽的内心”，另一种声音盖过了你的解释：“阎连科，你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脚。”《风雅颂》让很多人看了不舒服，那些自居是知识分子的人。

于是，我请阎连科专门谈谈“知识分子”。进入主题之后，我惊异地发现，这位在文坛上连续制造争议话题的作家，其实性格中有颇似老农的坦诚。我问什么，他回答什么，也许是内心积压地太多，他甚至诉说了自己写作上的本能退缩，他内心无法赎回的后悔——一个作家，遇到能写成经典的题材多么地幸运啊，可他曾亲手糟蹋了它。

他知道有些话不适合在媒体发表，但他不在乎，他甚至没有很多受访者的那种提醒：“这句话咱私下聊的，就不要写了啊。”

当然，你会注意到阎连科近期言论的前后矛盾，内心涌起质疑：这家伙怎么出尔反尔？比如他昨天说《风雅颂》纯粹写对自己的鄙视，今天又说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比如他先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后又斥责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无用，等等。这似乎表明，他对自己“做人有问题”的怀疑是成立的。抑或是，构成了他的另一种真实？

五十而知天命，50岁的阎连科意识到了这个年龄，“写不了几年了”，他将更多地卸下伪装。几十年前，为了逃离乡土他拿起笔，现在握着这支笔，他感觉，比当年的镢头还要重。

“他堕落，他本能，他窝囊，但他不可恨，不是个坏人”

这些年，阎连科一想到回家心里就酸溜溜的。他想一定要以“回家”为主题写本小说，同时也想表达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思考，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主人公是干啥工作的的？

开始他想写一位作家，又怕别人说，你阎连科也太做秀了吧，怎么那么自恋？后来又想换成一位现当代文学评论的教授。“我对他们的生活非常熟悉啊，肯定能写出很鲜活的东西。但你想，这些教授都是自己的朋友，书出了对号入座也不好。”

直到一天，一位朋友跟他聊天时提到了《诗经》，醍醐灌顶，于是一切都有了：书名《风雅颂》，主人公杨科被设定为古典文学的大学教授，小说末尾甚至出现了一座象征回家的“诗经古城”。

记者（以下简称“记”）：《风雅颂》里，我注意到几个细节，主人公杨科在大学讲授《诗经》，听的学生门可罗雀。但当他给精神病人、妓女们讲诗经的时候，反而非常受欢迎。这中间，你讽刺的意图太强烈了。

阎连科（以下简称“阎”）：这当然充满了讽刺的意味。我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写。只有这么写，才能表达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主人公杨科的很多行动是不合常规的，不合逻辑的，他妻子跟别人通奸，他自己本来占据主动的，但见了那通奸的副校长，反而他给人跪了下来。这个在家里如此窝囊的人，面对沙尘暴，却像唐·吉柯德面对风车一样，成为一个英雄，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更荒诞的是，给学校带去麻烦后，他会被校长领导们举手表决，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医院。对我们的社会，用这个细节比用更多的文字表现更有讽刺力。举手表决是个民主的过程——你有没有病不重要，关键是大家都“同意”你有病了。

记：很多人批评你，你这样是在扭曲，在妖魔化知识分子。

阎：我认为，恰恰是妖魔化使得这小说获得不同的意义，也恰恰是妖魔化达到了我的写作目的。我希望有这种效果。

记：杨科也有彻底堕落的时候。

阎：这当然也有。你肯定还记得那个情节，过年了，他多么希望回到妻子身边。于是打电话给家里，接电话的却是一个男人，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自己的彻底堕落。因为他近乎绝望了。之后，他在镇上遇到了一群姑娘，之前他力图解救的那群姑娘。过年了，她们也无颜回家，他与她们找到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温馨。堕落彻底开始了。而之前，是一种拯救。

记：奇怪的是，虽然说是堕落，但杨科的行为并不让人很鄙视。

阎：这种堕落是表面的，这实际上是‘闲余人’的精神状态，是他寻找自己精神家园的必要途径。这种寻找有两种极端，一种是进入自己疯狂的学术研究状态，一种是肉体的堕落。这里他选择的是后者。

记：也就是让很多批评者受不了的“动物性”？

阎：他们没看懂。杨科确实有人的本能的状态，但也有人性的光辉。对小姐的温情与理解。特别是有小姐都表示晚上愿意跟他过夜的时候，他说，想給大家讲讲诗经。虽然是可笑，但也可爱可敬。他有堕落和本能，但读者不会觉得他可恨。他窝囊，但他不是个坏人。

 “无奈，无力，无用，这是当下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的精神”

阎连科的河南口音很重，他的言说中充满着矛盾悖逆。他一直坚持说，自己不够格做知识分子，但面对记者，他又一再诉说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无奈，无力。

《风雅颂》一出，评论界关于他“亵渎”知识分子的声音分贝大得惊人。他曾经通过出版社一再示弱：“如果说我亵渎了知识分子，那么，第一我要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在写作中的全部努力，仅仅就是塑造了杨科这样一个人物，他不代表整个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个个案。”

这次他不再掩饰。“杨科不是个案。”他说。他要批判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

记：你的简历上写上过两个大学，怎么说自己没上过大学？

阎：那都是掏钱上的，大专之类的。我不住校。

记：所以小说出来之后，有人说你对大学不了解，也有这个原因？

阎：这倒不是。他们说我扭曲了大学、知识分子的形象。甚至有人说，里面的清燕大学副校长跟人通奸，就是讽刺北京大学的嘛！这个很有意思。前几天，一个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朋友还跟我说，你小说写的就是我们的校长跟某某某啊，跟你写的一模一样。人大的一个朋友也说，那就是写我们大学的啊。

其实，我想写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甚至很窝囊的状态。现在知识分子不也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吗？无论我认识的，不认识的，或者饭桌上听到的，大都是学富五车，学无所用。无奈，无力，无用，这是当下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的精神，也是他们最痛苦的。

记：你认为，杨科的性格代表了目前国内普遍的知识分子状态吗？

阎：我们生活中肯定很多知识分子值得我们尊敬。在中国，知识分子肯定是有学历的人，我阎连科高中没毕业，肯定不是知识分子。除了有学历，还要有学问，有责任，有立场，有勇气。很多知识分子都有学历、有知识、有思想。但有立场的，敢于去表达的，就很少。我对后者是很尊敬的，但前者更多，那种无力无用的人。我塑造了这个人物，就是表达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批判，很明确。

这个人物很复杂。我给了很多荒诞的情节，也给了他人性的光辉，比如他对妓女，给她们钱，让她们回家。他想把这条红灯街上最年轻的姑娘解放出来，就如同自己一个伟大的解放事业。这有点荒唐可笑，也有一点人性的可爱。

记：我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一直说《风雅颂》是你的精神自传，但很多人看了，都觉得是写的是他们自己。

阎：我刚才说到精神自传。我自己对自己很不满意，很多时候该反抗的时候没有反抗。出版《丁庄梦》之后，出版社要反诉我，写这本书有损国家荣誉。但你知道吗？对方的原话说，如果这本书没问题，我们能卖20万册，如果这本书有问题，我们能买40万册。这都是出版社的原话。书出了，无论官司不官司，我的稿费当然要给我，甚至少给我都能接受。但之前承诺的给艾滋病村的5万捐款，出版社却不肯给了。我跟他们交涉，他们不理我。我没办法，只好起诉，对方却反诉我，说我的写作有损国家名誉。

记：最后钱也没给艾滋病村？

阎：他们没给，是我给的。钱不重要。我本来可以接着打官司的，但会有朋友说，你阎连科拿这事炒作自己，会说你阎连科得理不饶人。今天我拿这这个事情说出来，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作为作家或者知识分子，确实是无能为力，对方太强大了。对方一个电话，媒体就不能报道这个官司了，没有媒体的关注，你什么力量都没有了。

这也加深了我对知识分子的理解。现在有人说我的书扭曲了知识分子，我要说，首先是知识分子扭曲了他们自己。我说这书是我阎连科的精神自传，确实，我非常无用。你真叫我去打官司，我也坚持不下去。我面对的，是看不见的一个对手。（转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