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晚，在朝阳区文化馆的后SARS剧场，我遇到了钟乔。头裹红头巾，一身红衣装，下颌留着花白的短须，貌似一位憨厚的民间艺人。十几分钟之后，他参演的《影的告别》在这里登台亮相了。

钟乔不是专业演员，他更知名的一个身份是台湾差事剧团的团长。这难免让人感觉有点错乱，错乱是难免的，而且一直在发生——就像半年前就开始筹备的北京之行，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灾民心理重建”的话题突然占满了他此次全部行程

最晦涩的“地震剧”

青山左右，日月同出，当晚演出的《影的告别》背景着实有点诡异；然后是遥远的女声，在锣鼓与吉他的奇异乐器搭配中，轻吟着。一位佝偻着身体，背负藤篓的老妇缓慢出场，以冷漠无助的眼神与前排的每位观众一一对视，恍若游魂。身着蓝、红、白、黑四色的四位男女，敲打着竹片鱼贯出场。

几乎没有人看懂这个剧，只是面对大量的魔幻意象以及肆放的肢体狂欢，很自然地感到震撼。在极少的台词中，观众能隐约感受到这是一个灾难与生命的故事，比如“目睹孩子的眼球在我的面前爆裂”，比如“在瞬间变得炙热的大地”，比如最后狂喊“你一定要勇敢地活下去”等等。

“你可以把剧中的那场灾难，看成地震。”钟乔说。

本来，《影的告别》剧本是以环保为主题的，但此次来京演出这个主题被彻底抽掉。新剧本中，刚开始出现的老妇寓意彷徨的游魂，她死于地震，因失去了对过去的记忆，久久不愿离开尘世。于是，四位灵媒带她穿过她的往昔记忆，重温她过去的生活。

6月14日、15日，《影的告别》连续两日的演出，反响都很热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无疑是：地震。

很多观众早听说，在台湾1999年大地震之后，差事剧团曾以戏剧形式进行了灾后心理重建的成功尝试，他们来看《影的告别》，也带着如许期待。但看过之后，他们在震撼之余难免失望：形式上太精英化了，它并不适合演给社区里的大爷大妈看。

对此，钟乔解释说，以当年地震灾民为主体的石岗妈妈剧团，此次并没有来。

确实，让钟乔和他的差事剧团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在台湾1999年“9·21大地震”后，协助建立的石岗妈妈剧团。2000年春，台湾的文化部门邀请很多剧团到灾区去表演，以抚慰灾民破碎的心灵，“云门舞集”、“优剧场”等著名团体都热心到灾区免费义演，很多政客也在期间到灾区去做秀，开空头支票。

差事剧团却有不同的想法：“与其我们表演，不如让灾民参与近来。”力图通过这种与灾民共担当的形式，帮助纾解灾民的心理恐慌。

随后，差事剧团选择了三个地方进行尝试，有二处分别是埔里的原住民妇女及东势山区的原住民孩童；另一处，则是日后持续进行至今已达九年之久的“石岗妈妈剧团”。尝试的效果显著，“灾民变演员”，几十位参与的妇女彻底走出了地震抑郁。

内地“5·12大地震”之后，差事剧团的“成功范例”能不能在内地复制？这引起了内地很多民间团体的关注。钟乔在京与一些民间团体交流时，曾遭到一位女心理工作者很直接的质疑：“心理治疗其实这是很专业的行为，不是谁都可以做这个事情的，但现在好像什么人都能做。我很担心，非专业的行为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戏剧治疗，还是游戏？

16日下午，钟乔在朝阳区文化馆，用6个小时进行了一个缩微版的戏剧训练。

他走动着敲着手中的小鼓，发出指令：“把你的身体放大”、“用你的肩膀跟陌生人打招呼”、“现在用你的臀部跟新朋友打招呼”、“做出吃难吃的饭的样子”……在这些交互游戏、形体雕塑等环节过后，现场素未谋面的几十位戏剧爱好者，已经变得越来越兴奋，初识的陌生感消失了。

类似的训练，石岗妈妈们曾练习了50个小时。

这些妈妈住的石岗村是一家客家村落，当地居民多以种植水梨等水果为业。这里的社区妇女之前曾经参加过舞蹈班、烹饪班等活动，但没有一点戏剧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戏剧没有一点兴趣，差事剧团组织的第一次活动，只有寥寥三人到场，还出现早退现象，令人尴尬。

对她们来说，演戏是个大问题。白天要劳动，晚上要做饭，她们的休息生活都在丈夫的视力掌控范围之内。丈夫已经习惯了这一切，但现在妻子突然煮饭刚完就出门，说“去上课”。丈夫们就会疑虑：“什么课？这么重要？”后来，剧团通过当地的熟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终于凑到了10位石岗妈妈，一个月后，石岗妈妈剧团终于正式成立。

 为训练这些非职业演员，钟乔综合了菲律宾教育剧场的一套“基本综合戏剧艺术工作坊”与巴西被压迫者剧场的“形象剧场”方法，并经过了重新整合，以更通俗的方式，运用在这群种水果的农村女性身上。

在连续几周的“交互游戏”、“身体雕塑”等练习环节后，团员们开始以重现自己故事的方式感受表演。团员张玉琼讲述了自己地震中的经历：当时她跟丈夫都在家中，突然房子猛烈摇晃起来，客厅一壁柜的水果酒铺天盖地朝她砸去！这时，她的丈夫立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她，自己却被酒瓶碎片刺得遍体鳞伤。

这个场景以形象剧场的形式重现，张玉琼哭着说出了“老公，我会用一辈子来照顾你”，引得其他团员眼泪打转，内心爱的温馨，开始盖过了回忆地震的恐惧。

练习中，石岗妈妈还运用了在地震中毁坏的器物，作为表演的乐器道具，比如被地震压垮的面盆、泡沫塑料等，并唱着当地的客家歌做背景歌曲。

经过这些小故事的练习，石岗妈妈剧团的第一个剧《戏台顶的妈妈》终于登场，这个简单的作品大约40分钟，首场观众大约有100多人。台湾交通大学的张霭珠记述了在台北演出的一次感人场面：

“妈妈们长途跋涉，前往台北，她们看到演出场地竟是个刮台风会漏雨的大帐棚……滴雨的帐棚串连她们蜗居帐棚或组合屋的记忆，再也熟悉不过。妈妈们演自己的故事，个个入戏。在结束时，众人正陶醉在欢乐的喜庆场合，突然一阵天摇地动，象征地震的大白布漫天盖地而来，剧中人一阵挣扎后以各种姿态凝止成停格画面，区隔成阴阳两界。观众的记忆被带回到1999年9月21日1时47分，台上台下均泣不成声。”

对于这样的演出效果，钟乔说“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她们心底里有话想说。”他说，剧团确实形成了一套工作坊的方法，并尝试把这套方法放在他们身上，但他们不带写好的剧本过去。“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民众自己想要表达，而不是我们要表达。”

不过，也有人认为，石岗妈妈们释放恐慌感的过程，实际上在前期的游戏环节已经完成了。因此如果说“心理重建”，戏剧有多少效果，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钟乔以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来回应：“亚里士多德提到了戏剧的移情作用，台上的演员演着高兴，台下的演员也跟着高兴。但布莱希特说，戏剧是不是一定要释放移情作用？观众自己应该有提问，有批评，除了感动和共鸣，她们还应该对舞台发生的事情有反思的机会。”

“社区观众已经习惯了当观众，但民众戏剧要把这种被动方式改成主动的。观众应该登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我们的经验。”他说。

差事剧团提供不了答案

仍然有很多疑问。

比如，石岗妈妈剧团对团员对象的选择。加入石岗妈妈剧团的团员们，并不是地震中心理受伤最重的民众，她们的家里并没有人在地震中死去。那些震后有自杀倾向的人，也没有被纳入形象工作坊中。但这些人，也许更需要心理辅助与重建。再比如，在表演中一次次回忆地震的情境，会不会造成“二次伤害”，是不是让人更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再比如，剧团的成员大部分是年老的妇女，男性对剧团的热情很低，为何有这种局限性？

所有这些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戏剧在“灾后心理重建”中的效果？

“这不是我们设定的，我们不在这个事情上寻找自己的成就感。”钟乔说。他认为，石岗妈妈剧团确实有成功之处，但不能当成一个范本。“我们肯定的是，这件事的确可以带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但我们不是心理治疗师，也不是治人伤病的医生，如果你要去灾区工作，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一套解决心理问题的答案，我们没有。”

钟乔自称受鲁迅的《野草》影响很深，《影的告别》就是其中一个篇目的名字。他提到了鲁迅“铁屋子”的比喻：你以为你唤醒他，就救了他？不一定。“鲁迅不愿意当启蒙者，他不愿说自己高别人一等。对我们做民众戏剧来说，这个意涵很深刻。知识分子做民众戏剧，很容易变成启蒙者，只有打破这个身份，才有可能跟民众平等对话。”

他更重视的是文化意义：“不是为文化而文化，当卖水果的人变成了演员，它的文化意义就出来了。”

中国社科院一直关注小剧场的副研究员陶子，曾经在在香港看石岗妈妈剧团的演出的《梨花》，说的是一位石岗妈妈为什么要嫁到山里，还有之后在那里的生活。“表演非常朴素，特别真实，特别真诚。”

对很多民间团体跟钟乔联系，希望能接受指导投入到四川大地震的灾后心理重建工作中去，而且心情非常迫切的情况，陶子直言“一定要警惕”。她说：“钟乔与差事剧团的尝试，其价值可以切入到生活的很多层面，比如妇女问题，这个比所谓的灾后心理重建更有针对性。他们不能替代专业的心理治疗，不能夸大它的作用。”

她还提醒，台湾能出现石岗妈妈剧团，不是偶然的。地震之前台湾就有知识分子返乡的潮流，钟乔与差事剧团也多次在社区搞民众剧场，所以地震之后，可以马上就做。“内地很多人现在觉得好，想去马上做，哪有那么简单？”

北京市戏剧家协会秘书长杨乾武也认为，除了上海的草台班，广州的木棉花等，内地具有民众戏剧色彩的团体几乎是空白，城市的剧场已经严重脱离观众。所以，内地的戏剧人应该学习他们的底层立场，对现实生活有个反省。

根据杨乾武掌握的情况，5·12大地震后，人艺、总政等内地很多艺术团体已经闻风而动，现在全国至少已有21台关于地震的剧目蜂拥而上，陆续演出。但他不建议这些剧目去地震灾区演出，“那不是造成二次伤害吗？让灾区民众再次回忆干什么？又不像真正的民众戏剧，在互动中能有心理治疗效果。”

陶子也同意这一点：“少一些任务性的慰问演出或者明星作秀，重要的是跟民众一起担当，这是文艺介入现实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