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面对质疑

编剧刘和平：有错全是我的错，要谢应该谢他们

北京娱乐信报  记者张守刚

一半是热捧，一半是质疑。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正在热播，其引发的争议已经远远超出娱乐层面，一直波及到史学界、文化界。日前，本报独家专访了该剧总制片人兼编剧刘和平，作为该剧第一责任人，他首次较为全面地回应了历史“硬伤”、为明史“翻案”等尖锐问题。

面对质疑——

导演是非常忠实一度创作的，很多地方二度创作都给一度创作添了彩，他只有功劳，没有过错

记者（简称记）：《大明王朝·1566》热播以后，就伴随着众多观众的质疑，比如关于历史“硬伤”、拔高海瑞等方面的争议。前几天，我看到总导演张黎在一些媒体和某网站做嘉宾回应这些质疑。我想问的是，作为该剧的一度创作者，你为什么不出来回应？是难以回答吗？

刘和平（简称刘）：其实，我也做了一些回应，后来发现很难回应。因为这些观众与网友的善意的批评与质疑，很多都是在没看完全剧的情况下提出的，现在回应难免片面。许多批评意见，在全部看完该剧后应该会自然消失。如果看完后，依然有疑问，这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也可以有利于我以后更好的把握历史题材的创作。

至于你刚才说的我为什么不再出来回答质疑，而大多由导演来回答。我理解，导演也有回答这些质疑的权利，因为他是第一个诠释我作品的人，也是对我的作品理解最深刻、把握最全面的人，这是他出来回应的原因之一吧。

    记：你的意思是，这些质疑应该由导演和你一起承担？

刘：只要是面对一度创作的质疑和批评，导演都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导演是在我剧本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由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当中，导演是非常忠实一度创作的，很多地方二度创作都给一度创作添了彩，他只有功劳，没有过错。

我是这部剧的“始作俑者”，从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到创作这部作品，为这部作品融资，报批立项，主要是我在运作。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编剧，可实际上我还是总制片人。身兼这两重职务，许多责任都理应由我来承担。借用戏中胡宗宪的台词说：“我是浙直总督，兼着浙江巡抚，朝廷要问罪，就问我的罪；百姓要骂娘，该骂我的娘。”因此，这里只能说一句：有错都是我的错。

走出两难——

表现历史精神的真实，历史文化的真实，历史本质的真实，这是我和我的合作者在正说与戏说之外，探索寻找的“第三条路”。

记：那你自己对这些“硬伤”又如何回应？比如“改稻为桑”在史实上根本没有记载，嘉靖40年还没有入阁的高拱和张居正也出现在内阁中。你还在南开大学任历史学兼职教授，应该说还是一位历史研究者，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吧？

刘：对这些我要表达两个观点。第一，史学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各自的功能、最终目的不同，前者是科学地研究历史，后者是艺术地再现历史，艺术重在创作与审美。对于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来说，问题是如何文学地艺术地认识历史、表现历史。面对这个问题，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主张，就是文艺创作它的主要任务在“传历史之神”。更明白一点，是表现历史精神的真实，历史文化的真实，历史本质的真实，这是我和我的合作者在正说与戏说之外，探索寻找的“第三条路”。

第二，现在喜欢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多依据官修的二十五史和史学界考证研究的成果，认识历史。但文学和艺术创作者总是力图在这些记载和研究成果的背后去发现去诠释关于“人”的历史。西方的历史哲学家说：历史老人的面孔是如此神秘，他的嘴角挂着微笑，眼中却含着深深的忧郁。文艺创作就是要探索深藏在这位历史老人心中，那最深层的心理奥秘和最隐蔽的行为动机。

记：你说文艺是艺术地再现历史，与那些历史学家不同。问题是这部电视剧再现历史靠的是什么？

刘：靠的是什么？一句话，靠的是史学精神与文学精神的结合。艺术再现历史首先一定求作者去认真研读历史，包括向史学界的专家请教学习。在这部作品的构思创作中，就有许多专家给予我非常有益的指导和帮助。

现在史学界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许多理论观点都超越了前人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对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艺术地再现历史也必须跟上历史学界研究的步伐。这也正是对我们作品目前评价出现两种不同现象的原因。批评和质疑的声音，都来自喜欢历史的一帮观众，而肯定这部电视剧价值的声音，反而是来自史学界的。比如北大历史学教授王天有，在评价这部作品时候就说：“对历史的诠释已达到历史学界研究的前沿”，还有我国历史学界声誉极高的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冯尔康先生，和明史专家毛佩琦先生、近代史专家刘志琴先生评价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