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堂院娘娘殿所在巨石东南侧岩壁上，有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西川路转运司帖·石堂院》摩崖石刻。

（一）现状

《西川路转运司帖·石堂院》居左，一龛双刻，长1.21米，高0.7米，字径2.5-3厘米。右为北宋太平兴国六年《西川路转运司帖》，10列，满列21字，左为太平兴国五年《副使行右拾遗聂魏城县怗》，14列。

《金石苑·宋石堂院帖》载：“高二尺二寸，广三尺五寸。二十四行，行二十一二字不等。字径七八分不等。正书。”石刻如下：

西川路转运司怗[帖]石堂院/

当司奉/敕，相度存留封闭寺院。今据绵州魏城县状申：石堂院/见[现]管屋舍共一十间，功德佛像全。元[原]住僧绍明等，据耆/保雍珏等情保委，乞开启住持，如后/稍有奸幸，甘当连坐者。/

右件院当司相度，合与存留事。须怗[帖]僧绍明等，仰/仍旧开院住持，洒扫焚修，无致奸滥者。太平兴/国六年（981）正月二十日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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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使行右拾遗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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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城县怗[帖]囗记/

准州怗[帖]监准转运衙牒。

奉/勅朝指[旨]，所有管逐处封闭寺院，仰差专人下县，与逐/县令、尉相度村院，后据处侧近人户有无，及弍伯[佰]家堪住/存留，即责取地分、耆保、邻人，情愿保委僧人住持，委/是公当，别无欺狂。具帐申报如后。/

右具如前。其石堂院，县司同与专人相度，并得耆保、/邻人情愿保委结罪文状管系事，须给怗[帖]，依准/上命，指挥归院主持。仍勒耆保交割元[原]封闭数目家/事讫，共状申报，切待管系。即归院后，不得逾滥违致/，有所闻，罪归有处，同不容恕。太平兴国五年（980）十二/月十日。

（二）解读

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十日，西川路转运司副使右拾遗聂咏，关于魏城县石堂院帖文，批准绵州转运衙门牒文。遵奉朝廷命令，所有各处被封闭的寺院，请差遣专人下派到各县，与各县令、县尉对各乡村封闭寺院进行考察评估。寺院近侧人户有无二百家，若有人户两百家，寺院可以留存开放，即刻索取寺院地亩、地段凭证，并要有耆保、邻人志愿担保委托僧人住持寺院，委托要公正允当，没有欺骗。条件具备的封闭寺院即可申请重新开放。魏城县石堂观，经县司与朝廷下派专人会商评估，并收取了耆保、邻人志愿担保委托结罪文状。管辖寺院的权限必须有官方帖文，依照朝廷命令，寺院的指挥调度权限交由寺院住持。勒令耆保交割原来封闭的数目和产业，完结后，共同拟定申报状书，等待新任住持管理。一切归寺院管辖后，耆保、邻人不再越权掺和，如果违犯，必当处罚其罪责，不容宽恕。

太平兴国六年正月二十日，西川路转运司石堂院帖。本转运司遵奉皇帝诏令，考察评估封闭寺院是否存留开放。今根据绵州魏城县申报文状，石堂观现有屋舍十间，功德佛像齐全。原来住持僧叫绍明，有耆保雍珏等志愿担保委托文状，待寺院开放后，请他继续担任住持，如果以后绍明奸邪犯科，甘愿连坐担罪。以上是关于封闭寺院考察评估，会商留存开放事宜。必须给予僧绍明帖文，石堂院仍旧开放，请僧绍明仍旧担任住持，负责该寺院扫洒焚修，不致奸邪泛滥。

可见，此两个帖文，实际上是宋初朝廷对封闭的石堂院准予重新开放的批复文件。

（三）追溯封闭石堂院的“嫌犯”

寺院被封闭，让人容易联想到“三武一宗”灭佛。三武一宗灭佛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四次事件的合称。石堂观的兴起即源于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后，隋文帝重兴佛教，绵州刺史宇文正礼登临石堂山求福。唐武宗灭佛后，唐宪宗、唐懿宗分别顶着舆论压力迎接佛骨、大建寺院，促进了佛教在中唐、晚唐的兴盛。魏城县北山院的很多龛窟即开凿于唐僖宗一朝，圣水寺的水月观音亦即开凿于唐僖宗中和五年。笔者臆推，石堂由“石堂观”变成“石堂院”，即是在晚唐的崇佛氛围中实现。

唐亡之后是五代十国历史阶段。北地五代中，有后周世宗柴荣下诏大毁佛寺。境内佛寺，除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一寺，其它尽毁。其诏书称“所存寺院凡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废寺院凡三万三百三十六”。世宗“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但后周的领地并不包括两川之地，石堂院的封闭怪不得他。

南方十国对佛教的建寺、造塔、造像、写经、度僧等活动，总体呈宽松态度，所以南地佛教始终在发展。此阶段内，两川先后有王氏前蜀（907-925）和孟氏后蜀（934-965）政权。建立前蜀的王建曾为入蜀的诗僧贯休修龙华寺。后蜀孟氏父子崇信佛教，孟昶励精图治，维持了两川三十多年的安宁和平。就在孟昶治蜀的广政三年，圣水寺水月观音龛内，产生了一则新题记：

“赞讫/功德，广政三年（940）三月廿七日表，/右女弟子王五娘为亡父再庄此/设斋表庆了。”

由此看来，五代十国时期，石堂观被封闭的可能性也极小。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宋太祖重视佛教，并有序引导。登位当年（960）停止后周的限佛运动，并下诏，“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955）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存之。”同年修建建隆寺，稍后翻新一些寺庙。乾德五年（967）下诏令佛像“勿复毁，仍令所在存奉”。宋太祖对佛教进行指引式发展，先后下敕强调，“此后不得以铜为像”“不得以铁铸佛像，仍委所在长吏，常加察访”。开宝三年（970），“诏开封府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五年（972）诏雕佛经一藏，计一十三万板。诏“禁僧、道习天文、地理”。

宋太宗佛道并重。太平兴国元年（976）度童行达十七万人。很快，民间合法的修葺寺院不被禁止。五年（980），朝廷特设译经院，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灭、施护先后到京住持翻译工作，恢复了从唐宪宗元和六年（811）以来，久已中断的译经活动。太宗还亲自作《新译三藏圣教序》……

排除以上“作案对象”后，笔者认为石堂观封闭的时间应该在赵宋定蜀的时间段内。

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十一月，宋军分北、东两路出师征伐后蜀。王全斌北路军于十二月进入蜀境，攻下兴州。继而攻克利州、剑州，于乾德三年（965）正月十三日驻军魏城。正月十九日，后蜀皇帝孟昶派遣使者奉表投降，王全斌等将领进入成都，后蜀灭亡，天下再无蜀国。

宋平后蜀后，王全斌治军不严，嗜杀好贪，不久激起蜀军兵变。同年三月，有被征发到京城的蜀军降卒，经过绵州时起兵反宋，推举原蜀将全师雄为首领，聚众十多万人，自称“兴国军”。掠属县，攻绵州。占彭州后，一度击败宋军，两川州县纷纷起兵响应，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署置官吏。分兵于绵汉间，邛蜀眉雅东川等十七州并随反宋。乾德四年（966）秋，宋廷平定兵变。

遗憾的是，笔者并未找到王全斌和全师雄关闭寺院的证据。能让自己联想的是，在战乱中，经济、人口都会有大量消耗，寺院难以独善其身。

综合来看，石堂院佛教自晚唐兴盛。五代十国时，前蜀、后蜀政权并无关闭寺院的动机和行为。后周在时间上有“作案嫌疑”，但并没有跨越国界“作案”的可能。北宋初，宋太祖佛道并重，对佛教的发展进行了有序引导，无主动打压关闭寺院的举动。宋太宗对佛教的发展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四）石堂院重新开放的原因

随着宋廷对蜀地统治的实现，新朝廷的宗教政策也推行到了蜀地。

寺院产业和僧尼数量的无限扩张，会对社会和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宋廷十分重视对寺院的管理和控制，用行政法规来限制寺院的无限膨胀，引导宗教有序发展。

宋代管理寺院有系帐制。所谓系帐制，就是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对寺院和僧尼数目进行书面统计、申报。主管衙门对符合规定的寺院颁给“寺观额牒”。因此宋代的寺院有两类，一类是朝廷承认的合法寺院，一类是朝廷未给予开放手续的非法寺观。

宋朝的统治延及蜀地后，石堂院和全国很多“封闭”寺庙一样，等待着新朝廷给予合法认定，这个等待认定的窗口期，便是石堂院“被封闭”的原因。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十日，西川路转运司副使聂咏、绵州转运衙门和魏城县司对封闭的石堂院进行考察评估，地方耆保、邻人拟定担保委托僧人住持寺院，将封闭数目和产业交割，共同拟定申报状书，等待新任住持管理。为寺院的重启做好准备。

太平兴国六年正月二十日，西川路转运司批准了绵州魏城县关于石堂观留存开放的申报文状，并给予住持度牒文书。当时石堂观有屋舍十间，功德佛像齐全，耆保雍珏等，原来住持僧绍明继续留院，责该寺院扫洒焚修。

可见，宗教场所要开放，必须得到宋朝廷的官方认定。文告《副使行右拾遗聂魏城县帖》和《西川路转运司帖》，正是石堂院在宋初的“宗教场所开放许可证”，是“营业执照”，是宋廷引导佛教有序发展、并进行制度化管理的见证，对研究北宋的宗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全宋文》《金石苑》《绵阳县志》《新五代史》《宋史》《宋初太祖太宗时期佛教政策探讨》《宋代佛教政策研究》《行政法视角下宋代寺院的设立和管理》《宋代寺观数量问题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