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见了的人

                                    赵波

在去年的岁末,和今年的年初,从上海到北京,我经历了两个人的最后告别.

同样的一件黑大衣,一件白绒线衫,黑裤子黑线帽,这个样子出现在上海的龙华和北京的八宝山,都是上午十点,习惯夜深不眠的眼睛此刻面对的是刚刚离去的定格在相纸上的生动的欢颜.

在上海,我所在的榕树下网站数十名员工,在陆幼青先生的最后时候,为他准备了无数盛开的向日葵和种籽,用<生命的留言>中陆幼青的无限生之眷恋串起他生前的留影,和家人的留影,让人在悠扬的”河边一棵榕树下”的曲声中,感受着一个逝者对生者发出的”慢慢走啊,欣赏啊”的最后劝慰.

在北京,年轻的晓红,我没想到她来找我的时候,离她的突然离世只有几天了.她三十岁出头,在一家著名的杂志社里身居高位,也许是高处不胜寒,她太好强,很少对人倾吐苦衷,时间被工作占据,甚至朋友也大都只是工作关系.她孤独,情绪在遇到某些打击的关头,突然的降到最低,一切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失去了意义,她发现工作是个只知索取永无尽头的恶魔,而,她需要的安慰有时是那么微不足道却又那么难以靠近甚至难以对人启口.

陆幼青是那么顽强的想要活下去,他还只有三十七岁,他的妻子和孩子,正是需要陪伴的年龄,可是病魔像蚕一样倾吞他的肉体,最终他是做了努力之后无奈而别.

晓红在她最后来找我的时候,问得最多的是:我还能好起来吗?

她被那种忧郁的邪力所控制,在北方漫无边际的下雪的黑暗长夜里,她失去了一向旺盛的工作激情,失去了所有的活力和渴望,她无法再写下一行字,无法睡一个好觉,甚至只能焦虑不安的在屋里走来走去,时刻想推开窗户一走了之.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在她自认为内心面临崩溃的最后关头,身边的人还是看不出她有什么异样,她保护自己太久了,身上的硬壳已久得连着了血肉.她对仅有的几个朋友说她的病,他们都说她没病,一个如她那样好强的人从来不主动向人诉说,可那天打电话给一个电视台工作的朋友想和他见面,可对方说这几天太忙,过几天再见吧.她等来了我.一个也时常忧郁的人,一个理解她所有的病症的人,我听她诉说,我请她吃饭,在她坐不住的时候,说你到卫生间那里走个来回吧,她说你真理解我.

可是我究竟理解了多少呢?我以为她和我一样,忧郁完了生活可以照常开始,她还那么年轻,我摸她的脸,尽管她已无心打扮,可皮肤是充满弹性和温度的.她的眼神,像小动物一般哀哀欲泣,从前的神采飞扬,从前的侃侃而谈,竟突然不见,花对她不再有香,家也变成恐怖的囚牢.

这是一种病,比身体上的癌细胞更厉害的侵蚀了一个人所有的斗志和精神,使她不再是她.可她毕竟是好强的,她不想为别人带来无数倾吐的垃圾,后来,电话就没人接了,后来就传来她的死讯.是车祸吗?还是她自动放弃生的希望,在最后关头,所有的人都让她失望了,没有人能救她,自己的努力又遥遥无期,这是她不能忍受的软弱和平庸,更是不愿被别人识破的真相.

陆幼青走了,他是不想走的,可身体不允许他自主的选择.晓红走了,她可以等待自己好起来,可是她不愿意这样反常的过下去,好强的女人是易碎又勇敢的,她不委曲求全,竟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面对着他们的遗像,我问我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我还能做一些什么?对于生命,我敬畏无比,我以为我了解晓红,可是却眼看着她从我面前无望地走过,我低估了,那些生命的力量,生的本质是倔强而无畏的,他们总是在最后关头让人措手不及,不再给与任何机会.

                                                     20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