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大起义100周年、冷战结束将满25周年之际，我们来到伊拉克，记录这里曾经和正在发生的一切。过去1/4个世纪里的两场战争改变的不仅是这个国家，也使我们所处的世界变得面目全非。

三联生活周刊下期封面专题：“后冷战”中东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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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怡

并不是所有伊拉克人都喜爱挖掘历史事件之于当下的意义，尤其当这段历史既无关古老的两河文明，又与最近13年里使他们不定期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暴力冲突缺乏关联时。在高楼林立的巴格达海法街尽头，我指着费萨尔一世的铜像对许多路人发问，却发现他们对这位现代伊拉克开国君主的了解程度远不及我这个来自东方的外乡人。只有知识分子会以平淡的口吻谈起这位国王，并且主要是出于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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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秋天，我和同事张雷站在被防爆混凝土墙、“悍马”巡逻车以及形形色色的检查站割裂成无数碎片的巴格达街头，新奇地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国家”高度失位的环境里。在北方的摩苏尔，伊拉克政府军正计划对“伊斯兰国”控制的最后一个大城市发动大规模进攻；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军事行动中，正规武装也不得不依靠属于几十个不同派别和部落的民兵去承担治安维护和巷战任务。逊尼派、什叶派以及库尔德人勉强联合而成的中央政府运行效率低下，不定期地陷入内讧和赤字丑闻，日常生活和社会秩序更多地取决于林林总总的次级非国家团体——教派、部落、民族，甚至私人武装。我有时觉得这近似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那个足够迫使次级权力中心与之订立契约的大利维坦已不复存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在继续。否则，该如何理解那些醒目的防护墙和从未根除的零星爆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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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阿拉伯大起义后第100年。1916年夏天，麦加大谢里夫（圣嗣长）侯赛因及其家族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发起了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暴动，企图建立近代中东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人国家。谢里夫的三儿子费萨尔·伊本·侯赛因是起义军中最出色的指挥官，他与传奇人物、英国游击战大师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的友谊不仅是协约国赢得中东战役的关键原因之一，还在史诗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为西方人所熟知。但同样是协约国政治家，在1916年还以一条轻描淡写的“赛克斯—皮科线”划分了英法两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使伊拉克和叙利亚永远无法再联合起来。费萨尔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英国人献上的伊拉克王冠，他的长兄阿里成为汉志国王，次兄阿卜杜拉统治着外约旦。加上在1920年曾短暂臣服于他的叙利亚和在他支持下获得复国机会的以色列，现代中东世界的版图几乎都和费萨尔其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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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位温文尔雅的君王多少像个尴尬的外来者：他的王位得自欧洲人的许可和武力支持，本地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矛盾在他治下从未获得缓解。1958年7月14日，阿拉伯社会复兴党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费萨尔的独生孙子被枪决，伊拉克成为共和国。又过了21年，萨达姆·侯赛因开启了他的独裁统治。教派和民族矛盾被秘密警察、毒气炮弹以及“飞毛腿”导弹暂时压制下去；紧接着，萨达姆又开始将类似的手法应用到国外：进攻伊朗，吞并科威特，向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发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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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西特省度过的一个晚上，我曾近距离观察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整体概貌：毫无遮挡的土地从近在咫尺的底格里斯河河道一路覆盖向西，在月光映照下犹如宁静的海平线，仿佛可以凭速度轻松穿越。这块纺锤形的冲积平原提供了耕种用地、养殖场所、灌溉条件等易于形成定居城市群落的一切有利要素，同时也缺乏天然地理屏障，无险可守。前者奠定了伊拉克在历史上少数和平时期的财富和人口基础，后者则使其沦为来自西部、北部和东部贫瘠地带的入侵者的战利品，并形成了威廉·麦克尼尔笔下毫无正面评价可言的高压法律—官僚系统。而自称“尼布甲尼撒之子”的萨达姆，仅仅是其中最近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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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如此，中近东的灌溉河流和绿洲虽然催生过阿卡德这样的煊赫帝国，却也使海湾和通海河流无法对舰船锁闭，在不同时期曾先后遭受来自地中海、黑海和印度洋的觊觎。而在大陆内部，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荒原对游牧民族的骆驼和马队是最理想的军事通道，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背教者”尤里安和“壮丽者”苏莱曼，都在这里留下过印记。海陆力量间长达数百年的进攻和退却，使黎凡特成为了全世界宗教和民族状况分布最为复杂、最不易于被单一目标统合成整体的地理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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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是在这块土地上，一统天下的野心与顽固的地理、族群分裂之间的拉锯战从未停止。约旦开国君主阿卜杜拉试图建立一个包含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大叙利亚”。叙利亚本身曾在1958年与埃及合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1976年又兴兵入侵黎巴嫩，驻军直至2005年。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和1990年对科威特的入侵则反映了萨达姆·侯赛因在波斯湾的野心。但影响最为深刻的，还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对伊拉克的两次入侵，尤其是2003年以来影响仍在延续的伊拉克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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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9日，即美军攻下底格里斯河畔的总统行宫之后第三天，一辆M88A2“大力神”型装甲回收车拉倒了巴格达乐园广场中央一座6米高的萨达姆铜像。聚集在巴勒斯坦饭店露台上的各国记者拍下了巴格达人向铜像吐口水和丢鞋的镜头，通过电视信号和互联网传递到全世界，成为了这场战争中最富煽动性的画面。13年后，我们发现新政府在铜像底座上树立的一座象征民族团结的绿色雕塑已经荡然无存，而萨达姆铜像的一只脚掌却顽固地粘在那里。美国人什么都没有留下，也什么都没能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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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只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才会出现的悲剧：霸权国家并未因假想敌的直接攻击而倾颓，却在对本身权势的轻率滥用中走下神坛。所牺牲的不仅有美国本身的优势地位和国际声望，连带也葬送了过去25年间与美国霸权捆绑在一起的所有幻想——超越地理空间的普遍全球繁荣，横跨大西洋的美欧联盟，预防一切民族冲突和仇杀的协调机制，以及以自由民主制终结人类政治史的终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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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这样轻妄的冒险中，受伤最重的永远是被当作试验品的普通人。外来者离去之后，被防护墙和铁丝网分隔开的伊拉克人却需要从头开始重建生活和社会秩序，并在准战争的“自然状态”下艰难地探索新的政治共识。经历了动荡的“阿拉伯之春”和暴烈的“阿拉伯之冬”，人们对政治家的任何承诺都已不再信任，而宁可藏身于宗教、水烟和有限的娱乐活动造就的个人避难所之中。那一刻，我想到了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对话》中的发问：“一个深渊去了，另一个深渊来了……每一个都是一堵墙，每一个都让我闭起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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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三面世的新刊内将会有关于「“后冷战”中东的25年」更精彩、全面的封面专题报道，敬请关注；本文图片来自作者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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