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京城话剧界最大的热点无疑是《喜剧的忧伤》。这部戏的票房被形容为“疯狂”，离正式开演还有两个星期，各个网络订票点就已经无票可售，“黄牛”坐地起价，每场演出开始后尚有人等在首都剧场售票处期待退票。

记者◎石鸣

戏火成这样，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当然是陈道明。“这部戏能够请到陈道明是充分考量他在商业上的影响力的。”《喜剧的忧伤》的导演徐昂告诉本刊记者。陈道明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从业30年来，未演过话剧，话剧已变成他的一个“夙愿”。迟迟未能成演，是因为他对角色的挑剔，去年“人艺”请他出演话剧版《围城》里的方鸿渐，也被他推辞了。

故事其实很简单，只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新到任的审查官，专门负责审批剧本，缺乏笑神经，最讨厌喜剧，凡是看到喜剧剧本就百般刁难不通过；另一个是专门写作喜剧的编剧，长期和此类审查官打交道，谙熟这个审查系统的种种关要处，身处一个专演喜剧的剧团，以让观众发笑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两人为了一个名为《朱密欧与罗丽叶》的喜剧剧本能不能通过，针尖对麦芒碰到了一起，拉锯战一拉就是7天。

“这两个人都是A型血。”徐昂告诉本刊记者，“这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标准，所以才会有长达7天之久的兜转和推进。”

剧本改编自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1996年首演于东京。10年后，英国老维克剧团将其改编后在伦敦西区的里士满剧院上演。一个亚洲戏里的冷幽默能被一个老牌欧洲剧团看中，“这很难得”，徐昂说。

改编时，首先是背景设定。“都是‘二战’，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并非捍卫主权，而是向外扩张。剧里的情绪是反战，而对中国人来说是保家卫国，匹夫有责，所以要改变原来的含义。”徐昂说。因此剧中的审查官被设计为一个刚从战场负伤归来的国民党军官，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这样，笼罩原作的一层淡淡的悲剧意味也被取消了，结尾处伴随着《向斯拉夫女人告别》这一盟军音乐的雄壮节奏，编剧走向的是光荣和希望，死亡在这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原作中的命定结局。

剧本结构未改动，挑战在如何保持原剧以文字幽默见长的特色。那句贯穿全剧的“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配上何冰设计的滑稽动作，让观众不断捧腹，却让徐昂绞尽脑汁。“原作的日语台词翻译成中文，是‘裤衩失礼了’，前边是‘裤衩’这种大白话，后边用的是一个敬语，这俩东西凑一起，在日语里听起来特搞笑。但是它里边多少还带点儿自我批判的意思，就是我要向你道歉。”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挑了《雷雨》里的这句词。“有点儿自省，有点儿贫，还耳熟能详，本身又是舞台语言。”

徐昂对戏里许多调侃北京人艺的地方并不讳言，他说：“因为我的生活印记，就是北京人艺。”寻找这些事关北京人艺的印记，也变成了许多人观剧的乐趣：那一窝小黄鸟，是《茶馆》里宋二爷养的鸟；噎死希特勒的窝头，则是《窝头会馆》，据说原本写的是粽子，上台就变成了窝头。“调侃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徐昂在采访中极力澄清，“其实是一种互文，文化生产集团中互相之间其实是共生关系，我们需要这种文化幽默感。”

“互文”这个概念，也被徐昂拿来理解这个戏的本质内容。在他看来，这部剧和剧中那个叫做《朱密欧与罗丽叶》的剧本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实际上写的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版中，他借用《白蛇传》和“梁祝”的典故将其汉化为《许山伯和祝英蛇》，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如果我们把这个审查官和编剧变成一男一女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关系。”他对本刊记者分析道，“如果我们真的分析它的文本结构，你会发现，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也见了7天的面。这7天里，从一见钟情、想要摆脱自己的身份、相互投入对方的世界，到身份重新禁锢和束缚他们，再到外界的强压，最后导致两个人的死亡，结果两人硬性地分离，这本身和这个戏的结构是完全一致的，是重叠的。实际上，这个戏是通过颠覆和解构，形成一个对古典主义戏剧的敬礼。”

一部将近两小时的戏，从头到尾只有两个人，他们之间不断变化和转移的矛盾焦点便成了所有的看点。“审查”无疑是这两个人冲突的来源，许多评论家和徐昂谈这个戏，首先便谈“审查”及其相关含义。但在徐昂看来，“审查是维系我们把这个游戏做下去的纽带而已，要不然，这两人为什么坐一屋呢？”于是，每一幕结束时，都是审查官以审查不合格的名义向编剧提出一个新的难题：“明天，你明天再来。”

在剧中，审查官和编剧都没有名字，以职务互称。这难免让一些人用群体概念去进行解读，而这恰恰是徐昂想要讨论的：社会身份和个体本身，到底哪一种更接近人的存在本质？我们在何时以群体意识对待对方，又在何时以个体意识对待对方？究竟哪一种状态是人们真正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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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643期《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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