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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的忧伤》

(2011-08-08 15: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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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643期

喜剧的忧伤

陈道明

徐昂

何平

话剧

杂谈

今夏京城话剧界最大的热点无疑是《喜剧的忧伤》。这部戏的票房被形容为“疯狂”,离正式开演还有两个星期,各个网络订票点就已经无票可售,“黄牛”坐地起价,每场演出开始后尚有人等在首都剧场售票处期待退票。
《喜剧的忧伤》

记者◎石鸣

 

戏火成这样,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当然是陈道明。“这部戏能够请到陈道明是充分考量他在商业上的影响力的。”《喜剧的忧伤》的导演徐昂告诉本刊记者。陈道明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从业30年来,未演过话剧,话剧已变成他的一个“夙愿”。迟迟未能成演,是因为他对角色的挑剔,去年“人艺”请他出演话剧版《围城》里的方鸿渐,也被他推辞了。

 

故事其实很简单,只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新到任的审查官,专门负责审批剧本,缺乏笑神经,最讨厌喜剧,凡是看到喜剧剧本就百般刁难不通过;另一个是专门写作喜剧的编剧,长期和此类审查官打交道,谙熟这个审查系统的种种关要处,身处一个专演喜剧的剧团,以让观众发笑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两人为了一个名为《朱密欧与罗丽叶》的喜剧剧本能不能通过,针尖对麦芒碰到了一起,拉锯战一拉就是7天。

 

“这两个人都是A型血。”徐昂告诉本刊记者,“这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标准,所以才会有长达7天之久的兜转和推进。”

 

剧本改编自日本著名编剧三谷幸喜的《笑的大学》,1996年首演于东京。10年后,英国老维克剧团将其改编后在伦敦西区的里士满剧院上演。一个亚洲戏里的冷幽默能被一个老牌欧洲剧团看中,“这很难得”,徐昂说。

 

改编时,首先是背景设定。“都是‘二战’,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并非捍卫主权,而是向外扩张。剧里的情绪是反战,而对中国人来说是保家卫国,匹夫有责,所以要改变原来的含义。”徐昂说。因此剧中的审查官被设计为一个刚从战场负伤归来的国民党军官,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这样,笼罩原作的一层淡淡的悲剧意味也被取消了,结尾处伴随着《向斯拉夫女人告别》这一盟军音乐的雄壮节奏,编剧走向的是光荣和希望,死亡在这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原作中的命定结局。

 

剧本结构未改动,挑战在如何保持原剧以文字幽默见长的特色。那句贯穿全剧的“让天上的雷劈了我吧”配上何冰设计的滑稽动作,让观众不断捧腹,却让徐昂绞尽脑汁。“原作的日语台词翻译成中文,是‘裤衩失礼了’,前边是‘裤衩’这种大白话,后边用的是一个敬语,这俩东西凑一起,在日语里听起来特搞笑。但是它里边多少还带点儿自我批判的意思,就是我要向你道歉。”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挑了《雷雨》里的这句词。“有点儿自省,有点儿贫,还耳熟能详,本身又是舞台语言。”

 

徐昂对戏里许多调侃北京人艺的地方并不讳言,他说:“因为我的生活印记,就是北京人艺。”寻找这些事关北京人艺的印记,也变成了许多人观剧的乐趣:那一窝小黄鸟,是《茶馆》里宋二爷养的鸟;噎死希特勒的窝头,则是《窝头会馆》,据说原本写的是粽子,上台就变成了窝头。“调侃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徐昂在采访中极力澄清,“其实是一种互文,文化生产集团中互相之间其实是共生关系,我们需要这种文化幽默感。”

 

“互文”这个概念,也被徐昂拿来理解这个戏的本质内容。在他看来,这部剧和剧中那个叫做《朱密欧与罗丽叶》的剧本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实际上写的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版中,他借用《白蛇传》和“梁祝”的典故将其汉化为《许山伯和祝英蛇》,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如果我们把这个审查官和编剧变成一男一女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关系。”他对本刊记者分析道,“如果我们真的分析它的文本结构,你会发现,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也见了7天的面。这7天里,从一见钟情、想要摆脱自己的身份、相互投入对方的世界,到身份重新禁锢和束缚他们,再到外界的强压,最后导致两个人的死亡,结果两人硬性地分离,这本身和这个戏的结构是完全一致的,是重叠的。实际上,这个戏是通过颠覆和解构,形成一个对古典主义戏剧的敬礼。”

 

一部将近两小时的戏,从头到尾只有两个人,他们之间不断变化和转移的矛盾焦点便成了所有的看点。“审查”无疑是这两个人冲突的来源,许多评论家和徐昂谈这个戏,首先便谈“审查”及其相关含义。但在徐昂看来,“审查是维系我们把这个游戏做下去的纽带而已,要不然,这两人为什么坐一屋呢?”于是,每一幕结束时,都是审查官以审查不合格的名义向编剧提出一个新的难题:“明天,你明天再来。”

 

在剧中,审查官和编剧都没有名字,以职务互称。这难免让一些人用群体概念去进行解读,而这恰恰是徐昂想要讨论的:社会身份和个体本身,到底哪一种更接近人的存在本质?我们在何时以群体意识对待对方,又在何时以个体意识对待对方?究竟哪一种状态是人们真正想要的?

……

 

(选自643期《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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