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大城市，只一瞬间，一次电梯的逆转，即让安徽旅游者吴健一家失去儿子，向所有人显示了它的危险。面对吴家之痛，电梯公司与营运公司，可以轻易回避这种似乎“不可知”的危险吗？

记者◎葛维樱

                7月5日，电梯事故发生后，地铁动物园站A出口外拉起了警戒线，民警正在勘查现场

7月5日9点36分，地铁高峰时段尚未过去，4号线上动物园站下车乘客中，大部分走向了A出口。上十余米长的电梯，出地铁口就可以到达动物园和服装批发市场。早上7点多就起床的13岁的吴世博兴奋不已，走路也很快，父子三人的计划是，上午快点逛完动物园，中午就可以继续坐4号线去颐和园。电梯上站满了人，吴世博和父亲吴健、姐姐吴娜，刚踏上电梯没上几步，就出现“嘎吱”声。突然间电梯向下急速滑落，吴世博失去了平衡，后脑朝下躺倒下去。

                                       灭顶

31个在电梯上同时坠落的人，几乎所有人都能说清自己和家人的位置，却很少有人记得站在自己身前和身后紧贴着的陌生人，虽然大家倒在一起，形成了1米多高的人堆，可死亡的只有一个吴世博。事发后第三天，已经有26人离开医院，而吴世博的17位家人却从安徽老家到达了北京。父亲吴健说当时只觉得眼前一黑，“好多人掉下来了，重重地砸在我身上”。他们几乎是最晚踏上这趟电梯的人，“才升了一两步”，电梯就滑落了。他被人堆压倒的时候一阵晕厥。“看见儿子压在我旁边了，完全看不见了。”他很快苏醒并从人堆里抱出了儿子，喊着“快打‘110’！”当时，女儿被埋在人堆里，受了重伤，但看上去还可以呼吸，儿子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3个人不是并排站立，吴健说：“女儿和我靠着，儿子自己站在高一个台阶上。”吴世博已经有些个头，是个壮实的小伙子，到哪里都是抢在父亲和姐姐之前站着，虽然是第一次出远门，却表现得特别独立。3个人从安徽亳州坐火车到北京，刚刚第二天，“第一天只去了天安门”。家里没有照相机，吴健拿出3张广场上拍的10元快照，有三人合影，有姐弟俩，还有弟弟的特殊待遇单人照。包里还有一张折叠得很仔细的北京地图，上面的故宫、长城都被圆珠笔做了记号。吴健一家本来打算把坐地铁能玩的地方走了，再去远的地方。

一开始还有1米多高的人堆很快都站起来或被移开。所有人都看着这个浑身是血的父亲，没人敢上前询问。“孩子的头上是很明显的伤，已经叫不应了。”“110”到来之前，很多先行离开的人已经判断出“死了一个男孩子”。等到医生到来，吴健和儿子、女儿一起被送到了医院。“是警察来和我说的，你是不是有个儿子和女儿，我说是。他说女儿在，儿子没保住。让我拿身份证，我就拿身份证，结果照片从包里掉出来了……我就跪地上了，我跟警察说我还有女儿。”

吴健甚至不大记得，到底站在儿子边上的是男是女。“砸倒我的是一个很重的男人。”吴健说，但他也不知是谁。医院里熙熙攘攘，都是受伤者和家属们，各自关心自家人的伤情。只有吴健满裤子、衣服袖子和背后都是血迹，却不住院，他说“这是儿子和女儿的血”。只守在女儿的病房外。“前一天儿子还给他妈妈打电话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妻子交代，妻子一直反对他带孩子们来北京，这个农村家庭靠零工和一点田地过活，来北京旅游，对一家人都“太奢侈了！”孩子们总怕爸爸多花钱，在天安门一问，故宫和城楼门票都太贵，“就不进去了”。“他俩啥也不吃不要，前一天只看了天安门。”结果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让其通知妻子出事了。

吴健一直到妻子到来之前，都难以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坐在CT室外的长椅上，只会说“什么……”默默地低着头，妻子来了之后，他终于能明白过来这件事了。“我真想反应过来啊，和儿子换。”女儿吴娜在北京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到第三天终于苏醒了。母亲来北京带来了全部万元左右的存款，“第一天就花了4000元，家里没有了”。京港公司很快拿来3万元“慰问款”。

                       北京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A出口自动扶梯事故现场                     

                                 这家人

这本来是两个孩子的奖励之旅。吴世博第一次到北京来玩。他今年13岁，姐姐吴娜14岁。两个人从小就在一个班。“按照我们的规矩，头一个是女儿，就是要带弟弟的，所以姐姐要等着弟弟一起上学。”妈妈黄爱英躺在北大医院的病床上说。他们刚刚从安徽谯城区五马镇吴柳元村来，到达北京第二天他们全家就去了清河法医鉴定中心，见吴世博最后一面。“他身上好多伤口，肩膀都切开，像挖我的肉一样。”戴着帽子的吴世博躺在玻璃棺材里，遗像是他7月4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上雄赳赳气昂昂的单人照。

“从亳州坐火车来北京只要10个小时。”这看起来并不遥远的旅程，是爸爸吴健早就对姐弟俩许下的承诺：“都考上亳州二中了，重点中学，带你们去天安门。”吴健的背后有不少伤口，腰椎和胳膊都受伤，然而他拒绝住院、坐轮椅和拄拐，都每天奔波在重症监护室的女儿和亲人们之间。“我已经答应孩子很长时间了，从来没有带他们出来过……他妈妈本来不同意。”父亲吴健对本刊记者回忆。吴健在安徽、江苏打些零工，黄爱英在家，她说：“以前我也出去过，后来孩子大些了，上学也用劲，我就说回家看顾孩子。”吴世博是家里最宠爱的宝贝，黄爱英说“个子已经长到我鼻尖了”。

“孩子实在太想来北京了，小学时学习成绩就不错，他爸爸说带来玩，我说来一趟也得花千多块钱，我们不是经常有零工可以做，农村也没有多余的收入。去年到今年，两个孩子考中学都上了，不容易。”吴健终于下决心实现孩子们的愿望。尽管地铁公司发布的新闻说死亡男孩12岁，但吴健坚持说孩子13岁了。“已经要上中学了，在我们那里，上中学就表示长大了，我们算的是虚岁，但过了12岁孩子就像半个大人一样对待。”

4日下午一到北京，吴世博就马上要去天安门。黄爱英说儿子总说：“我要考大学，要是没考上大学，我就要当兵！”父子三人第一次坐上北京地铁，“才知道地铁能去那么多景点”。吴世博本来想看升国旗，在天安门待了很长时间不愿意离开。“他小时候看电视，上面有国旗班战士叠被子，他就特别喜欢。”伯父说，“我们就说你看当兵的最要紧就是把被子叠成豆腐块，这孩子就真的认真叠。”吴世博总算看到了降旗仪式，“第二想去的就是动物园”。

黄爱英说：“我们以前都在外地打工，就是姐姐带弟弟，所以他们自己洗衣服做饭都会，到现在有时候我出去打点零工，孩子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姐弟俩除了学习，就是帮家里做农活。“孩子们从来没有买过贵的衣服、书包。”黄爱英抱着儿子来北京背在身上的小书包不肯放手，这个包在那天地铁电梯事故中成堆的杂物中，唯一被剩下了无人认领。警察于是拿来询问吴健，这才回到了家人手中。书包虽然很旧也很小，有点不符合吴世博的身高了，但看得出来用得很爱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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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640期《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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