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孟静   实习记者◎童亮

　　如果说在外人看来有什么显著差异的话，那就是郭敬明的语速比电视上快了很多，口气里流露出权威感，用他的话说就是：“我表面上看是特别不大男子主义的，但我实际是个特别大男子主义的人。”他有多重身份：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最小说》的主编兼总监、天娱传媒签约创作艺人、长江出版总社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组建的14个人的公司在今年积累了两亿元码洋，尽管“80后”的手下还叫他“小四”，50多岁的私人司机却只敢叫他“郭总”。
　　除了经纪人，郭敬明还拥有4个助理，忙的时候他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有四五年没出去旅游过。白天管理公司，晚上写稿，平时还要接通告，这是他繁忙的缘由。“接通告”是台湾综艺节目术语，等于我们的为了做宣传而上节目和接受采访。这些通告不能展示真实的郭敬明，他总是把自己包裹得很紧。“我不太希望别人了解我，我不希望跟我不太相干的人去了解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一些想法。有太多复杂的性格，所以别人了解你哪怕是一点半点的，那他得到的印象会很偏颇，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宁愿你不了解我。所以经常看见媒体上写的一些可能不太像我的东西，我也不太愿意去解释。”他告诉本刊记者。
　　但他也绝不错过该上的栏目。有一次他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他曾经通过人接洽某个资深访谈类节目，却被拒绝了。郭敬明把自己和旗下签约作者当做艺人来经营，他说：“好莱坞的明星到了后期也会自己组娱乐公司什么的，国内也会有，但这样的不太多，在文学界就更少，可能就我一个。”
　　从一出道就能管理自己、选择经纪人、自组公司的艺人极为罕见，而郭敬明恰好起步在文学这个相对不成熟的工业流水线上，他才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出道特别早，十六七岁到现在，那时候一般同龄人还是高中，他们还要经历4年大学，然后毕业出来从公司的最基层做起。但是可能在他们那个时候，我前面就已经获得了五六年工作的东西了。”由于一直在工作，他没有完成上海大学的学业，但文凭之于他，真的形同废纸。
　　郭敬明把26岁的人生分为三个节点：高三毕业，出了第一本书，“当然那本书卖得不好”，获得作文大赛冠军被人知道；来到上海出版《幻城》，成为畅销书作家；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两年前把它扩展为公司。
　　谈论起自办杂志《最小说》的成就，郭敬明对本刊记者滔滔不绝：“中国的出版和别的行业来比还是比较简单的，但因为我现在做的尽可能和中国传统的出版业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中国传统的出版业对作家本身独特性的依赖特别严重，比如我今天要是没有一个名家，没有一个写得特别好的人，那我出版社的业绩可能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但今年我尝试着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去依赖名家。像我们公司，除了我之外，其他都不是一来就非常有名的，我们都是把他从新人做到非常有名，这是我们在尝试的一个模式。我们可以有很强的自己的平台，去让他变成一个可以不断复制的商业模式，因为你如果不这样，那就等于把整个公司依托在一个不确定的事情上。比如你依托郭敬明，那他今年没有出书，你的公司怎么办？如果你把整个公司放在一个不确定也是没办法复制的商业模式上的话，那你这个公司是没办法长远发展的，也是不稳定的。所以说，我现在面临到的情况，可能是以前的出版社或出版人都不太会面临到的情况。新的尝试，所以对我来说可能也是冒险吧，在开拓一个可能别人没走过的路。当然这一路上也会很兴奋，因为你在做很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也会很有成就感。”
　　有了这样的成绩，衣锦还乡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郭敬明却告诉本刊记者：“我很少回家乡，我回家就待在家，不太出门的，我只跟我爸妈玩。”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他，在别人眼里是个养不大的孩子，羸弱、敏感。“我小时候就不自信，一方面自己是小城市的，希望开开眼界，我羡慕大城市的人。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小时候特别瘦弱，我个子又特别小，体育又不好，羡慕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我又很好强。”郭敬明在家里用非常平等的朋友关系和父母相处，有一阵他每天早上都和爸爸吵架。“当我后来越来越独立的时候，我渐渐变成一家之主了，这种变成一家之主和我经济基础的不断积累肯定是有关系的，但不单单是经济基础。你的成长，你人格的独立，你能力的增加，包括一个人的不断成熟。”
　　高三时，他已经通过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小有知名度并有了一点收入，但这并不能让他快乐，因为他考进了上海的大学。那个学校在他的眼中十分“变态”——每个同学都那么有钱，每天的名牌衣服不重样，手机一周换一个新的，而他只能用最老款的手机。物质上的空虚使他难受不已，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上海话，因为全班就他一个外地人，老师上课用上海话。“毕竟上海比全国其他城市的经济要发达很多，特别是我，我是从一个小城市来的，你更会体会到那种差距和压力，所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把我激发得更好强。因为我小时候是那种年年都要拿第一、第二的人，这种压力反倒给我很多动力，我希望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我希望与众不同！”
　　有了这些经历，即使现在拥有上海一座带露台的大宅子，全副名牌武装，他也会觉得不够，远远不够。“我想买的东西有很多，我想买豪宅啊，我想买游艇啊，都买不起啊。但是上海有更好的房子啊，国际上有更好的房子啊，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只是说它摆在那儿，你想不想去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想，总有更多让你花钱的地方。我们刚起步，这算什么啊，全世界的富豪多了，他们的生活才是想都不能想象的。”
　　郭敬明每年都会进入作家富豪排行榜，并且名次上升很快，但石康也评价说：“郭敬明一年挣1000万元，也还不如个基金经理。韩寒是我朋友，对外他不爱说自己是作家，他宁可说自己是赛车手，实际上赛车手也没挣到多少钱，他实际上是靠写书来赚钱的，来养那个赛车，但他不爱说自己是个文人。世人眼里的文人形象就是穷困潦倒，然后乱找一点花街柳巷的姑娘，而且还是便宜的，发廊妹啊或者迪厅里混的姑娘，骗吃骗喝，最后死了就完了。”
　　郭敬明当然很同意石康的说法：“大家都是在辛苦地劳动，我们是脑力劳动，也特别辛苦，我们也是花了大量时间来创造我们的劳动，那为什么别的职业的人辛苦劳动之后就能有很高的收入，大家都不批判他，那我们辛苦劳动之后有了不错的收入，大家就来批判我们？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呀。如果我们今天要求所有的作家都白写给大家看，谁也不要钱的话，那我相信这个职业就没有人再会从事了。将来的话，中国的精神文明就是一片荒漠，一片荒芜，我们也想要赚钱，我们也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你们说很尊敬作家，创造了人类的精神财富，那你们又要求他们过得那么的贫穷，那这是你们的尊敬么？我觉得人类的双重标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社会发展其实是良性的，既然你认可了他创造的精神财富，那他就应该有高的收入，这才是尊重。如果你连这点尊重都做不到的话，那你就不要看书，你就不要指望有人可以给你提供无偿的东西，这是不可能的。”
　　有人批评郭敬明向青少年传递物质化和肤浅的世界观，他对此有些愤怒：“这个社会，谁不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呢？就像父母家长都在说要好好学习将来找好工作赚更多的钱。为什么我传递，我就是有毛病？那我是不是要说：你们不用工作，不用赚钱也不用念书，没关系的，那是不是这样的价值观就对了呢？我去催眠小孩子，噢，没关系，这样的社会不是物质的，是很公平的，一点都不残酷。你如果真的这样说，我会觉得很傻而且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你干吗去塑造这么虚假虚幻的世界呢？你可能在批评我，你可能作为一个记者在批评我，但是你转头回家就对你的小孩说，你要努力学习，将来一定要考一个好的大学找一个好工作，你的生活也会好。你自己也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啊，那你来批判我是什么意思呢？”
　　自从拥有了老板这个身份，郭敬明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他甚至不以为作家是一个职业。“它太具有随机性了，对你的创作能量和创作激情有依赖性的，所以我就面临选择，就是我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人生和这个捆绑在一起。”两三年前，他还没有成立公司，依然享受着少女的崇拜，已经在为未来焦虑，未来的道路在哪里？“你已经毕业了你不在校园里面了，你没有那个心态了，那这个时候你再写青春文学，其实你能写过的就那么点事，当我30岁40岁的时候是不是还在写这些东西？那个时候自己还会有这些压力，会有恐慌，就会觉得，那将来到底我该怎么做，还有就是那我的职业是不是就定下来就是一个作家了？”
　　今年，公司收入已经超过了他的版税，这意味着写作对他来说不再是生存必需品，可绝不意味着他不紧张。他的压力来自于怎么维持业内销售第一名而不被更青春的人追上。“我希望自己做得更好，我希望能够去打败自己，我有更高的要求，不仅是写作。以前我是一个小商人，后来我是个大商人，以前我只做出版，后来我可以做文化，甚至到文化后期我可以做其他地方，我希望自己是不断进步的人。这种压力完全来自于我内心深处，外界给我的压力很小，几乎没有，但我内心的压力足够驱使我往前走。”
　　“我的人生很顺的，我的人生越来越好，越来越强，那我回过头去看以前，我就会觉得我现在更开心，你如果让我回到过去，我肯定不愿意。”郭敬明告诉本刊记者。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47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