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东然

　　《窃听风云》里，刘青云、古天乐、吴彦祖分别饰演了3位香港刑事情报科窃听小组成员，正在调查一宗非法操控股价的商业案件。深夜里的一段监听恰是一则内部操作消息，身患重病又舍不下妻儿的老杨（古天乐饰），和想要用金钱换得一点尊严的小祥（吴彦祖饰），悄悄隐瞒了记录。接下来，他们目睹了金融黑手蚕食市民阶层血汗的一幕幕，原本清廉的3个人，更陷入惨痛的仇杀而无处脱身。

　　　　　　　　　　　　　　　　　根植香港的“黑色”都市寓言

　　相对《无间道》里警察与黑社会相互交织而来的刺激，虽然《窃听风云》仍旧上演了警匪题材，但多了平易而亲切的市井生活，3个男人，更多是平凡的软弱和自欺，守护着并不完美的爱恋，承受着来自生存的重压，像极了生活中的我们自己。故事的力度不减，悬念的铺排也足够紧张，但电影的好看之外，回想起来，这故事更像一则惆怅而“黑色”的都市寓言。
　　麦兆辉导演告诉本刊记者，《窃听风云》确实是和香港社会联系紧密的创作。“剧本写在2007年，当时正是香港股市的巅峰，全社会都在疯狂地炒股票，电视、报纸全是财经消息，收音机都在24小时教大家捕捉‘内部消息’，人人乐于过这样的生活。当时，我和庄文强各自的电影都进行得不很顺利，坐在咖啡馆里免不了要抱怨世道，他就说：‘从前都是市民打劫银行的，可是现在银行打劫市民，一打劫就是几十亿，全城人还趋之若鹜。’我也怀疑是不是真的是由那些备受推崇的‘聪明脑袋’铸造起这城市的辉煌，还有当时人们为股票癫狂自杀的新闻无处不见，就说一起写个故事吧，记录下香港的这一段。”
　　从不满世道的小牢骚，到眼前这部严谨流畅的警匪电影，麦兆辉说，沿用的正是自《无间道》开始，和庄文强一起工作时，五六年来都不曾改变的创作模式，“就是从各自的感受聊起，可能他找到个小人物，有时是我想到一点情节，或者单纯一场感觉上不错的戏，连人物都没有，都能拿出来谈。谈过一次两次，就各自写出来，互相交换，互相修改，就像是小学生。其实从第一部《无间道》，我们之间就有大量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好在我们都愿意公开讨论，也会问其他人意见。通常是两三天过去，就有种默契达成共识，我们都知道自己不再是盲人摸象般地工作，也更清楚何时抓对了那个立得住的想法”。
　　麦兆辉导演举例说，比如针对眼前的《窃听风云》，那个“立得住”的想法就在：“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警察，听到一些消息好平常，去买股票也是正常啊，香港这社会里，时时都有巨大的金钱压力。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好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觉得这能让每个人对比到自己心里的贪婪和欲念。”
　　恰恰是这反复强调的和每个人之间的“普通和亲近”，使得这部电影与《无间道》相比，不仅丝毫不减其“黑色”，甚至能给观众留下更深的感伤。麦兆辉向本刊记者解释说：“我和庄文强写电影总是走到这样的路子上去，我们都容易看到社会比较极端的那一面，也摆脱不掉看世界时天生的悲观情绪。写《窃听风云》时，我们的感受是，这个社会正变得越来越不平衡，那些为社会付出很多的人，比如警察，按金钱划分，地位实在太低。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是一种绝对的专业，肩负这么重大的使命，甚至会需要送出自己的生命来坚守责任。我尤其记得在小学门口，常常听见别的家长盘问老师，自己小孩的算术怎么才能学好，因为关系到长大要做金融师。除了成为能赚钱的人，别的都无足轻重。这是一种社会价值取向上的偏颇，我想这是我们故事的出发点。”

　　　　　　　　　　　　　　　　　　　坚持做新的香港电影

　　麦兆辉导演乐于诉说电影故事上与香港社会现实的切近，甚至说选择内地观众相对不那么熟悉的刘青云做男一号，也因为要表现那“平凡的香港市井味道”，但《窃听风云》无论如何都不那么“香港电影”。
　　极致化暴力与血腥场面，用快速剪辑把动作场面处理得让人目不暇接，这些都是传统香港警匪片惯用的招式。与之相比，《窃听风云》里，不仅动作场面寥落无几，镜头语言更是和缓安静，反而是那些港片少见的、停留在人物脸上的定格指引着观众贴近人物的情感世界。对此，庄文强说得爽快：“别人卖动作，我们可是一直卖剧情的，也都因为我们要卖掉剧情呀！”
　　麦兆辉这样向本刊记者解释了这“剧情至上”的创作法则：“用大量的动作和快速剪辑填满90分钟的电影，我也做过，知道其中原因，因为剧本不充分，或者拍摄不到位，后期就最需要用速度把瑕疵敷衍过去。如果你慢慢呈现出来，那些问题可就全部暴露了。《无间道》最初是我自己写来练习的，写了很久，仔仔细细，经过了与庄文强的讨论修改，拍出来果然就不一样，我们也就把这种方式固定下来。《窃听风云》于是一样能写得扎实，直到我们都觉得故事OK了，才开始慢慢拍，这时我们心里都清楚，即便镜头长也没有问题，因为里面的内容都已经考虑成熟了，实际上是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必要和观众耍花招了，才敢慢慢呈现事件本身，让观众多一点思考。”
　　至于那至关重要的“OK”的标准，麦兆辉说：“就是确定故事能被很多人喜欢，能叫很多人联系到自己，这要耐下心来精耕细作。写《无间道》的时候年纪很小，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把自己喜欢的故事认真写出来，自己都不相信真的可以拍。到后来刘伟强、刘德华、梁朝伟他们加入进来，每一个人都给我们的故事加一点分数，结果很成功。《无间道》连做3部，经验就在一点点累积，到了《窃听风云》，很多想法就很明确了，一定要做全新的香港电影，剧情上要经得起推敲，也要写出每个都市人共有的情感经验，让大家都找得到情感上的共鸣。时代不同，香港电影说故事的起码标准也应该被重新考虑。”
　　麦兆辉毫不否认自己所谓“时代”中，很大部分就是针对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而言，但他说，他绝不把CEPA看成一种被迫或者无奈的选择，也不关于任何的放弃。“确实有这样的说法，香港电影情怀、纯粹的香港制造，到了我们这一代导演，被放弃了太多。他们说自己永远和香港社会站在一起，又抱怨讲话的机会没有了，而你知道，我们也是在香港的生活中找自己的故事，只不过我们更愿意多想点，不要再那么简单地讲话。或者问自己，可不可以不仅让香港人感动，也能让更多人喜欢。何况，现在大陆社会经济腾飞，大家面对的问题也没有差很多。拿《窃听风云》来说，少不了来自内地的投资和市场，拥有这样充分的空间雕琢故事，思考创作，这在纯粹香港的电影体系里根本办不到。真的不是说迎合哪一部分的市场，就放弃掉自己一些，反而是说，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一些不足，拿出更多诚意讲故事。何况，每个导演都应该把眼界放宽一些，最终大家面对的都是与西片的竞争，当作为一个亚洲导演、华语导演出现在那些世界级的电影节上时，这样狭隘的地域偏见就自然不见了。《无间道》在我仍是自豪，这方向不变，还是做新的香港电影，《窃听风云》就是延续。”

　　　　　　　　　　　　　　　在全新的历史格局之下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是港台电影史论的研究者，他对本刊记者说，无论是过去的《无间道》，还是眼前的《窃听风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站在看待一部香港电影的视角上，去审视这样的作品。
　　“这种香港类型电影的产生，恰是在港、澳、台和内地大的资源整合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这是一个大的历史格局，也就是说，一个新的华语电影体系正在形成中。如果从怀旧的角度，每个人都可以感慨其中所谓香港电影的伤逝，但是任何华语电影都要面临这种大格局上的调整，眼下的电影格局和21世纪以前肯定不同，港、澳、台和内地早不再被分隔成封闭的文化区域，现在恰是大中华文化体系的交融过程之中。《无间道》、《窃听风云》都是极为有活力的香港电影对此做出的反应，是一种新的资源整合，也是近年来香港电影人面临变局的一种努力。”
　　陈山教授同样强调的是，《无间道》的可贵处，不仅在于对于华语电影体系形成进程上的呼应，难得的是，这种由香港电影蜕变而来的全新电影类型，同时也在大胆进行着全球化尝试，是应对更大一重文化格局演进的积极准备。
　　“这一类型电影既有香港电影特点，建立在自己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上，也有全球化的特点，选择具有普适性、文化穿透力的命题，形成一种跨文化传播的价值。同时建立新的电影类型格式和电影语言模式，保证接受上的普遍性。实际上，香港的新一代导演（90年代以后的导演），都在走和吴宇森、徐克等人不一样的道路，比如《甜蜜蜜》实际也是一种全球化框架下的话语表达，具有很强的跨文化性。如果站在更高的高度，实际上现在全球电影文化都处于这种大变局之中，无论是香港地区的《无间道》，还是台湾地区的《卧虎藏龙》，都是很好的尝试，这些电影的成功，说明我们的文化体系内，也可以讲出真正冲破中西文化界限，并且能恰当地被西方社会接受的故事，而我们内地电影需要完成的，也正是这样的过程。”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7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