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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
丁聪先生去世了,这世上又少了一个有趣味的老人。丁先生之趣味,非那种刻意要挑逗着的饶舌,而更多是长达大半个世纪因绘画模糊了现实与想象间的界线;或者说,是绘画模糊了岁月流逝,模糊了有关时间的概念,在他身上留下了随见妙趣横生的感染力。在他的绘画之外,一代又一代人老去,而他不管什么时代、何种境遇,始终轻松随意着不须世故的那个样子。日常生活中,他的话本不多,开口却常引大家忍俊不禁,他还一脸讶异的表情。一个经历过那么多岁月刻蚀的人,却又似乎没留下任何岁月腐蚀的痕迹,这在他身上几乎是个奇迹。
具体到我对丁先生的敬仰,则始自知道他从《读书》杂志创刊,就一直为它画版式之后。《读书》杂志创刊于1979年,封面也是丁聪先生设计的,一种厚重中的质朴,我一直觉得后来这个封面被更换是一种遗憾。版式是丁聪先生一页页画在版式纸上的,他每期一幅漫画,碰到重要作者,就以一丝不苟的素描为题图。《读书》创刊之后20多年如一日,每月编辑部把每期发稿抱到他家里,他总在要求的时间内,工工整整从第一页排到最后一页。三联书店当初给我等晚辈的无穷吸引力,就在这些文化前辈身上被岁月抹不去的味道——相逢无老无少,自然就无老少辈分之隔阂;大家挤在一个小饭铺中吃吃喝喝,就乐呵出无穷之兴味。这是一个难得不似单位、又没有约束的欢乐之地。
丁先生平时总给我们一种身体的假象,使大家看不到他的老态。每年过年,沈先生都会以他的画制成贺年片寄给我们,透出一种感人的温润。即使今年过年,还是收到了撒着欢儿的“牛气冲天”。收到贺年片时,还以为丁先生依然无恙,因为直觉上,总觉得老病似乎难影响到他的精神。2006年,他也曾有过一次病危的,但病危过后,沈先生带他到书店,沈先生到我们办公室,他还是自顾自在楼下找书。见了,开口就说,现在最不开心的就是医生不让吃肉了,还是那样呵呵笑着,什么都不必着急的模样。2007年过完年,在《读书》上读到有关“谢幕”的文字,想到他维系一生的漫画生涯就此终止了,不免伤感。却未想到,漫画生涯一旦结束,也就意味他生命支柱之倾覆——搁下画笔,就像是卸下了他一生那么多年所背负的重负,他也是说走就要走了的。
作为晚辈,我与丁先生其实见面并不多。10多年前有一次机会,曾与丁先生、沈先生一起去过一趟韩国,朝夕相处,留下过一段特别值得珍惜的记忆。那时丁先生已经80多岁高龄,依然满头黑发,别人都老他不老,行走矫健,胃口极好。记忆中他每到一处,最紧张是怕有人让他即兴作画。沈先生说,他画画都是用笨功,几十年如此,一幅看似简单的素描,也要改了又改,轮廓都是改出来的。他自己也说,那种当场就可以画出来的画,我是画不来的。那一周多,记得他只有一次画素描的经历,他赶我们到各处游走,自己则安静地留在那里画屋檐,两小时后回来,他还坐在那里,建筑的轮廓氛围刚刚定型。沈先生说,画画时候,他每天就这样,自由自在,琢磨来去,不厌其烦,自得其乐。我由此才对“专业”二字有了更深的体会:从20岁画到90岁,无论阴晴雨雪,窗外景象更迭,本来只都是一根根线条,就这样改了又改,一天天就这样累积了又累积,反复着重复着,就变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我由此觉得,丁先生平日生活中那些妙趣,其实都是他在潜心绘画中,那些他一遍遍琢磨着的场景赋予他的。也就是说,当绘画成为他人生之后,他本身也就成为绘画中的角色。大家所看到他的年轻,实际是他在绘画中脱身世事的结果。人动他不动,他不动人动,世态炎凉就都变成了俏皮与幽默,岁月流水就只在他的情景中俏皮幽默地流过。
丁先生总计70年留下的画中,我喜欢两类:一类是能超越一般社会愤怒,真是他领略了人生本质的最简单俏皮。比如用作他漫画系列最后一册“谢幕”封面的《卯年的童话》,这是他画的1999年贺年片——一个善良的兔子三口之家,背着月薪1000元的包袱,茫然面对每平方米1万元的房子。比如他2004年88岁时画的一对饱经风霜的老鸟探出窗栅,老眼昏花、望眼欲穿的《每逢佳节倍思亲》,自有一种垂暮的落寞。这类俏皮在早年上世纪30年代他初画漫画中也可找到,只不过线条更轻浮单纯,未经岁月的沉淀。还有一类则只能在上世纪40年代他的作品中才能找到,也许是从《香港受难》组画开始,是一种质感特别强烈的呐喊,与他的前期作品形成极强烈的反差,比如《流民图》。这类作品的巅峰,我以为是他以木刻形式为《阿Q正传》所作的插图。可惜这样的画风,以后被丁先生自己扬弃了,他不喜欢这种沉重的风格。
以我自己的趣味,觉得他的人物素描要好于他的政治漫画。上世纪30年代那张热辣妩媚的王人美像不是素描,但对人物性格那样夸张的能力,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很少见。我喜欢他画的低垂着沉思目光的巴金与让香烟自燃着、头颅似乎不堪重负的汪曾祺。他把自己则画成笑开一切愁纹的模样,宽诚待人,一切一笑了之。一个人一辈子能这样给人以宽厚,真是没几人可能真正做到。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20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